【访谈对象】展江：男，1957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曾在海军部队服役9年，从事记者工作8年，后进入大学任教。
【访谈动机】 这是一场有关事实真相的交锋。
一方，《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王克勤，在3月17日发表的《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一文中披露：近年来，山西省出现近百名儿童致残致死现象，而这些儿童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注射了各种防疫疫苗。
另一方，山西省卫生厅，在3月18日即调查称，发病儿童与“高温暴露”疫苗无关。此后，山西省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进一步保证，该省疫苗监管严格，疫苗质量有保障，请广大人民群众放心。
不论真相如何，至少在质疑－回应的交锋中，人们再次看到了舆论监督的力量。
这与新闻学者展江及其同事的新近调查研究结果相符：近年来，中国媒体的报道尺度比以往有一定程度的拓宽。这意味着，曾在2004年至2006年间处于低谷的调查性报道有了松动和反弹的空间。后者，素被舆论界认为是舆论监督最具代表性的方式。因此这更意味着，中国舆论监督的向前发展。
“如果媒体不作为，很可能整个社会都无所作为。”展江说。那么，现阶段的中国舆论监督的力度和水平如何？我们该怎样看待并理解在当下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舆论监督使命？
【访谈语录】
媒体环境的巨大差别导致了一些本地媒体难有作为，几乎丧失了监督职能。反言之，本地媒体的监督功能如果发挥，那么我们可能不会在一些重大事件前措手不及。
地方政府要“捂盖子”，媒体现在就要“揭盖子”。在互联网时代，捂盖子越来越难。
如果整个社会监督体系主要靠舆论监督，那其实是有些悲哀的。所以要想使得舆论监督更有效，就需要建立全面制度化的监督。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我们具备舆论监督的物质条件” 《国际先驱导报》：山西疫苗事件让公众再次聚焦舆论监督，您如何看待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舆论监督的发展？
展江：2001年至2002年，电视媒体担当舆论监督的主力，比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节目，当然其他媒体如《中国青年报》、《财经》杂志也有很好的业绩，但电视类的舆论监督节目影响力更大，而互联网还比较弱势。
2003年初到2004年9月，调查性报道涌现了很好的作品，甚至出现了批评北京一些不法现象和突发事件的报道。在2002年《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后，又出现了比如“龙胆泄肝丸事件”等调查性报道。2004年李长春看望《焦点访谈》栏目组时，更是鼓励媒体进行舆论监督。2003年全国评选的“八大风云记者”，有七个是做舆论监督的。说明舆论监督受到鼓励，受到高层的大力支持。此外，央视《每周质量报道》这一节目的出现让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议题。
经过一个低潮期以后，从2007年初至2008年5月，调查性报道开始反弹。因为社会矛盾积累得过多，开始爆发出来。期间比较出色的报道如“山西黑砖窑事件”，得到了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批示。
而从2008年5月至今，中国的舆论监督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两个标志。一是汶川大地震期间，中国官方对新闻比较开放，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另一标志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促进了媒体监督政府。所谓问责、监督形成了制度，尽管目前仍不健全，但《条例》本身就是一大进步。
Q：现阶段中国舆论监督主要有哪些特点呢？
A：第一是“摸着石头过河”，欠缺法制的保障。当然也有进步，比如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迫使涉及政府的信息必须公布。
第二，中国的媒体强大。现在媒体覆盖的群体和影响力的广泛都前所未有，电视有10亿受众，网民3.83亿，手机用户7亿多人……这说明媒体对社会是有效覆盖的，如果完全发挥出媒体的监督作用，那么舆论监督的力度可想而知。但如果媒体自律做得不好的话，媒体的负向作用也会很明显的，比如“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前，有媒体为其刚做过宣传：“三鹿，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后来，东窗事发，有网友就戏谑道，三鹿扇了这家媒体1100个耳光。
不过单从技术角度来讲，我们已经具备了媒体监督社会的物质条件：这就是媒体发达、强大。
第三，媒体作为和环境不一样。北京和广州的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做得最好，其他地方的媒体表现基本上是差强人意，有的地方甚至做得很差。为什么表现差？不是媒体不想做，而是地方官僚绑架了媒体。地方官员一方面打压媒体，一方面利用媒体为其歌功颂德。我认识一些地方媒体的朋友，他们有时抱怨道，监督一个村里的问题，就会受到市里省里的干扰。这就说明，媒体环境太差。
所以，媒体环境的巨大差别导致了一些本地媒体难有作为，几乎丧失了监督职能。反言之，本地媒体的监督功能如果发挥，那么我们可能不会在一些重大事件前措手不及。不过，我看到了一些希望，今年“两会”上上海市委书记、湖南和河南省委书记等都表示欢迎舆论监督。这个转变是观念上的还是实质性的，当然需要时间来检验。
第四，就媒体内部而言，已经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媒体人才。特别是一批调查性报道记者已经成长起来了。
行政干预过多导致舆论监督无为 Q：您怎么评价舆论监督对当下中国的重要性？我们的舆论监督做得够不够？
A：中国离不开舆论监督的根本原因是权力缺乏制衡，而媒体空前强大。媒体目前在沟通社会、监督权力方面必不可少。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是唯一的途径。所以要把媒体的监督作为整个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我们要有一个“和谐社会”，和谐是要通过很多监督来实现的。
目前，中国的舆论监督做得还远远不够。我们现在社会矛盾加剧，很多矛盾都是积累起来的。官民对立、贫富悬殊……如果早点让舆论介入的话，也不至于发展到这么严重。
Q：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情况？
A：一个原因是当地的行政干预过多，使得本地舆论监督无所作为，另外舆论监督目前还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其实中央应该表明一个态度，如同2004年李长春做的那样。长远来看舆论监督需要法治的保障，但目前来看高层的态度可能在现实中更起作用。
健全的法制保障不可或缺 Q：动辄靠“中央介入”，需要投入很大的行政资源，有没有根本性或者说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
A：在未来很长时间，要改变不经过“中央”的方式，只能在全国的制度变更上做文章。社会应该有一套完整的监督体系，行政的、司法的、立法的、党内的、党外的、社会团体的、公民的……。但现在这些监督形式还不健全。这些监督事实上和舆论监督是相辅相成的。舆论监督的效果就是完善法制，通过填补法制的漏洞来解决各种问题。如果整个社会监督体系主要靠舆论监督，那其实是有些悲哀的。所以要想使得舆论监督更有效，就需要建立全面制度化的监督体系。
当然，现在公众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发挥出来后，会比较有用。而这个“有用”主要是外地媒体的监督。我也相信，若没有刚性的制度要求，本地媒体很难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Q：现在不是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来保障吗?
A：我觉得现在即使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它也需要进行调整和完善。我曾经建议过，有几个环节需要解决。第一，巡查机制。对地方政府是否主动披露信息，最好是由学者组织起来进行全国巡查，督查政府网站的信息披露，督查它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督查它和媒体的沟通，督查它的常规表现和在历次突发事件中的表现。
第二，仲裁机制。如果对信息适合公开与否存在争议，那么需要有中立的仲裁机构，我们现在并没有。
第三，从长远来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应该变成《政府信息公开法》，前者的法律位阶比较低，不适应时代需要。
谈到法制，除了《政府信息公开法》，还应该有《新闻法》，明确规定，新闻工作者和媒体有哪些权利，而同样这部法律也能够约束媒体和记者的不当行为。如果发现有记者借舆论监督之名去敲诈勒索，那么就可以依法对其进行问责和惩罚。如此一来，也使舆论监督更有公信力。毕竟，媒体自诩为“正义的化身”，但必须有科学的表达。
网络时代，“捂盖子”越来越难 Q：未来成功的媒体监督是否必然离不开网络的力量？传统媒体与网络两股力量如何才能更为紧密的合作，从而使得舆论监督更有效？
A：网络监督和传统媒体结合起来，这当然是未来舆论监督的发展趋势。
我个人认为，传统媒体和网络在舆论监督方面结合的力度还不错。现在门户网站里有一批以前从事传统媒体的工作人员，只要有条件和制度保障，我相信未来两者的结合将会越来越紧密。
当然，靠网络媒体进行深入和持续的新闻调查是不可能的，传统媒体更重要的是专业的理念和技术，对事实、证据的把握，对评论尺度的拿捏比网络媒体更严谨。我认为，未来的调查记者其实应该少写博客，因为博客很可能让媒体从业人员从一个报道者变成一个鼓吹者。一个好的报道者不应是一个意见的发表者，记者不宜预设立场去从事采访调查。近十年来的媒体发展有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在舆论监督的同时，监督性报道在理念上要求秉持公平、公正、客观、平衡的原则。这一点，应该是记者的共识。
而对网络媒体而言，现在已有一部正在讨论中的法律草案，就是《侵权责任法》，其中第36条规定了网站转载责任，转载失实今后可能要负连带责任。
Q：温总理在今年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您认为我国还可以为媒体监督和网络监督创造哪些条件？
A：加强法治建设，落实宪法。除了刚才谈到的内容，还应该关注宪法第35条和41条。前者赋予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后者赋予公民批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所以尤其关键的是《宪法》第41条。公平正义的阳光要照进来，首先法律的阳光要照进来。
Q：您对中国舆论监督的未来发展乐观吗？
A：谨慎地乐观。因为现在由于互联网的加入，舆论监督的力度更强大了。地方政府要“捂盖子”，媒体现在就要“揭盖子”。在互联网时代，捂盖子越来越难。
国际先驱导报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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