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银监局欲破农信社垄断 拟建地市级农村银行

　　面对农村金融“二元化”的问题，江苏银监局开出的第一张药方是“做加法”。

　　“苏北是中国传统广大农村地区的一个样本，我们想解决三农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主要是针对此类地区。”于学军说，苏北的“三农”金融服务不足有两类，一类是机构不足；另一类是资金不足。

　　在他看来，至少应该增加机构，以打破当地农信机构的垄断格局，因为市场必须要有竞争主体，最好是有三家以上，否则无法解决“三农”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而这也是银监会推出三类新型农村机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的初衷。

　　但三类新型机构的发展现状并不容乐观，以村镇银行为例，核心问题是缺少积极性很高的主发起人。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某农商行曾发起设立多家村镇银行，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之后，目前该行已不再考虑新设村镇银行。

　　上述农商行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村镇银行面临着很多制约因素，如经营风险很大，抵押物不足，结算系统也较为落后；虽然5%的单户比要求，综合考虑了村镇银行的风险管控能力和“三农”信贷金额小的特点，但如果资本过小，村镇银行的发展会很困难。

　　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的网点难以向下延伸，三类新型机构短期内又很难发挥作用，新的竞争主体又来自哪里呢？“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由经营管理水平较高、风险控制能力强，又有实力的农商行去异地设立机构。”于学军说。

　　2009年，江苏银监局选择宿迁和淮安两市作为试点地区，组织苏南8家农商行以“跨区域、组团式、全覆盖”的方式，整体在两个地市的所有11个县市区设立异地支行。

　　苏南农商行的积极源自于利益驱动。“实际上由于苏南的竞争充分，大家除了产品、服务之外，就是比拼价格，所以，利差空间非常小。但苏北的竞争并不充分，利率的上浮幅度很大，尽管我们的贷款利率比当地的平均利率要低，但还是高于苏南。”王自忠说。

　　在他看来，苏南农商行到苏北设立异地机构，既支持了苏北当地的“三农”和中小企业，苏南农商行自身也得到了很好的回报。

　　垄断格局被打破后，苏北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在人才、客户资源等多个方面均感到巨大的压力。“在测算当地平均利率之后，我们始终在此基础上下浮5%。这就迫使苏北农信机构更新理念、提高服务效率，包括利率优惠。我们到苏北以后，当地机构的贷款利率普遍开始下降。”王自忠说。

　　今年3月份，江苏银监局决定在宿迁和淮安的试点基础上，范围扩大至盐城、连云港、徐州三市，如此一来，将实现“全覆盖”，即苏北每个县区都拥有一家苏南农商行的异地支行。同时支持已设立的农商行异地支行在当地乡镇设立二级支行，进一步增强苏北金融供给，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竞争。

　　“苏南的农商行很积极，自己主动跑过去找，现在基本上都落实好了，估计七八月的时候就能全部开业了，而我们原来是想年底之前全部开完的。”于学军说。

　　针对“二元化”问题，江苏银监局的第二张药方是“做减法”，即探索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整合途径。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规范发展以服务农村为主的地区性中小银行，为此，江苏银监局选择在经济较为发达、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常州市试点，将该市辖内所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合并重组为地市级农村商业银行。在合并重组方案获国务院同意后，股本规模高达40亿元的江南农商行于2009年末开业。

　　“金融机构的发展有一个规模效应，机构越小，其经营和发展越困难。”于学军表示，好像大海里的航船，一艘航空母舰不会担心刮几级台风，但如果是一个小舢板，6级风可能就将其刮翻，“所以，金融机构一定是讲规模，讲网络的”。

　　于学军续称，实际上，苏南农商行到苏北跨区发展，也是扩大网络，将银行进一步做大做强。常州原来有五家机构，包括两家农合行、两家信用社、一家农商行；“这五家机构的规模较小，有的机构注册资金只有几亿元，很多业务是不能做的，本来是他们培育起来的企业客户，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他就不能再做业务了，拱手相让于大中型银行。因为银行经营风控有个集中度问题。所以，它的市场空间很难扩大”。再如，IT系统开发，一个很小的银行投资开发IT系统，规模效应很难发挥出来。

　　而整合为一家地市级农商行之后，会形成一个较大的规模，整个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法人治理、资本实力都有一个大幅度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得以增强，而且有了统一的品牌，自然会产生品牌效应。目前，江南农商行的资产规模已超过500亿元。 虽然是“做减法”，但组建江南农商行时，江苏银监局和常州市政府已提出，机构扩大后，支农力度不减，市场定位不改变。措施之一是，该行的农村网点只增不减，“不是说进城了，就把农村给抛弃了”；之二，从每年的盈利中拿出2%，反哺“三农”，比如贷款贴息等，对“三农”贷款实行优惠利率。“股东也是认可的，在入股签署协议时，已有这些安排。”

　　在今年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工作会议上，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表示，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只要有利于化解农村信用社风险，有利于增强农村信用社“三农”服务水平，有利于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活力，各种模式都可以尝试、探索和实践。

　　“我觉得，组建地市级的农村银行机构是一个方向，去年不仅仅是常州，成都、武汉、广州、东莞、宁夏等地都采取了这样的做法。”于学军说，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式和思维来推动改革发展，而不仅仅是常州的模式，或者张家港的模式，因为每个银行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农信机构自然就会有差异化。

　　目前，江苏银监局还在指导南通、南京市辖区内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合并重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