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发展方式须首先转变发展思想

　　《学习时报》日前刊发了杨星佑撰写的《转变发展方式须首先转变发展思想》，全文如下：

　　新世纪以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全社会之共识。早在1995年中央就已明确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的方针。当时提出要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重点还是放在要提高经济效益。这与后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要实现的诉求有很大差异，因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涉及的问题已远远超出经济问题本身，已经关系到社会发展、政治建设、文化创新、价值重塑等诸多方面。

　　虽如此，就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趋势来讲，今日之经济发展方式相较昨日之经济增长方式仍无彻底的改观，这不能不令人担忧。其原因，与我们的发展思想亟待转变密切相关。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投资和出口，而且多为政府主导型的投资与出口。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含义，是指政府制定各种政策措施积极支持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很明显地表现为，政府主导各种经济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的价格和流向，为GDP的增长服务，其结果是资源价格作用机制畸形，利益集团获益成本的社会化现象严重。时至今日，在许多地方特别是欠发达地区，这一情形仍无很大的改观。改变这一现状，不能期望于一时一地之改变，更应着眼于国家层面发展思想、发展战略的转型。

　　发展思想和战略的转型，已迫在眉睫。今日之国内国际环境已完全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搭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快车，表现抢眼。但伴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累积，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遇到了玻璃天花板，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日益凸现，由此产生的社会不安也在蔓延，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受到了严重的质疑。蛋糕做大的同时，相当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取得了与之贡献极不相称的收益，并快速持续地推高了居民社会生存、生活的成本；与之相伴的是，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住房制度、土地制度、国有企业改革等等改革攻坚之“坚”，真正成了难以啃下的硬核。中国的发展走到了1978年之后的第二个临界点。 就国际上来看，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发展迟缓，失业率长时间居于历史高位。国际上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频仍，强压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涨。仅以中美贸易关系为例，2009年美国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双反”案件多达27起，关于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更有数千件。进入2010年以来，美国采取对华贸易保护措施更是有增无减，贸易保护频率、强度、手段、内容全面升级，中国外贸形势之严峻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在原有增长方式下平稳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面所说的两个因素。即，高投资能否持续，高出口能否持续。高投资需要资源和要素的供给配合，高出口需要国外需求的配合。

　　30年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约束越来越严重；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短缺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更为严峻的是，劳动者收入与经济增长不相匹配。研究表明，在过去20年里，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即人均增加值）以每年14.6％的速度提高，而同期制造业员工的工资增长速度平均只有7％。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必然导致消费比重下降。

　　概而言之，高投资并没有形成相应的高就业率和与之相匹配的居民收入的增长，无论从资源要素的约束和劳动力结构性失业似乎日趋严重继而消费启动仍需时日的形势看，维持高增长的高投资已无法持续下去。

　　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出口的不容乐观。近日商务部官员预测，3月份我国可能出现贸易逆差。这也是6年来的首次月度贸易逆差，其中隐含的信息颇值得玩味。今年以来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日渐升温，醉翁之意不在酒，都在关心本国的出口和就业。可以这样判断，汇率竞争力将成为各国今年经济复苏的关键。因此，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愿望已变得越来越迫切。与美国相比，欧盟内部积聚的财政问题会促使其就人民币问题向中国施加更多压力。

　　综合以上分析，在投资和出口前景很不明朗的情况下，唯有依靠国内消费的启动来持续稳定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一个老问题了。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值得深思。 若想启动国内消费需求，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让居民能消费，二是让居民敢消费。能消费，收入首先要上去，没有收入或者收入很低，没法提高消费；敢消费，是指让有钱的居民放心地消费，没钱的居民敢于借钱消费。

　　先说如何提高居民收入。首先要提高就业，大多数居民还是靠劳动来提高收入。若想增长和就业保持同步，就需要政府树立就业第一的政策目标。比如，美国在1946年颁布的《就业法案》就曾把联邦政府的责任界定为：第一最大化就业，第二最大化产出，第三最大化购买力。问题又转到如何扩大就业上来。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第三产业最能吸纳劳动力，必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主体——中小企业。发展第三产业，鼓励中小企业，需要政府软环境（如法制）和硬件建设的支持。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必须带头将资金从生产性转入公共服务性，这既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的需要。

　　再说敢于消费。在解决了能消费的问题之后，还必须将潜在的消费需求变为现实的消费。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让消费者对于未来支出能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这就涉及到一系列社会保障问题，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等。古时有一个围魏救赵的故事，政府解决经济发展，也可以采取围魏救赵的方法。如果政府能用持续增加的财政收入和庞大的外汇储备很好地解决诸多社会保障问题，我想，消费的提升指日可待。

　　当前需要关注并加以有效解决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投资中建设性投资比重甚高，在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直接进行生产性投资的做法更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大量占用。因为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为突破融资障碍，各地政府近年都设立了一系列的专业投融资公司，以政府信用和土地出让金为依托，承接银行或信托资金，用于市政建设、发展当地经济。据统计，至2009年6月，各级政府共建立了8221个政府融资平台，2009年5月份，央行的统计数字当时指出，全国地方政府的负债超过5万亿。政府占用大量信贷刺激经济有两个不利后果，一是挤出民间投资，与政府担保的项目相比，中小企业想通过银行融资显然毫无优势；二是银行坏账风险增加，银行也都知道，地方政府不会破产，即使出现坏账，最终还是可能由全体纳税人共同承担。 鉴于此，相比于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我们更担心此次金融危机是否会进一步强化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和理念，特别是被蓄意地或媚意地冠以“中国模式”的“美名”。就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诚如一些经济学家所总结的，一个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具有三个基本的特征：市场决定商品价格和资源配置；政府的有效管理和政治稳定；以开放的态度积极参与全球化。就我国的情况来看，相比而言，市场配置资源这一点表现最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似乎在进一步强化，行政性垄断已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障碍。

　　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自力更生是必须的，不能再抱着金饭碗讨饭了，国内庞大的市场就是我们的金饭碗，就是我们应对经济危机的利器。与其受别人的挟持（如贸易的制裁、外汇的贬值），莫不如痛下决心，政府专心于公共服务建设，加强法制，保护产权，破除垄断，转变发展观念，放弃与民争利思想，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各种资源如东流之水自然汇聚于能为全社会带来更大福祉的去处。惟其如此，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发挥人口优势、市场优势、制度优势，为实现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来源：新华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