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财富重整有利经济结构升级 实现分配平衡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体现为国家财富的迅速积累，但是相比之下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小于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财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不仅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也锁闭了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因此，如何实现国民财富重整至关重要。

　　人均GDP

　　与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规律

　　财富分配对财富增长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历史经验表明，人均4000美元是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拐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继实现了人均GDP4000-5000美元的跨越。虽然国与国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但经济增长结构转换与人均GDP水平存在很强的规律性特征。

　　首先，经济发展动力结构发生新变化。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看，人均400美元左右阶段，技术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可划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大动力。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后，发达经济体逐渐放弃“以资源促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利润换资本”等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前期发展方式，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投资驱动逐步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技术创新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其次，产业结构出现新变化。第三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变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从整体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将逐渐取代第二产业而居于主导地位。人均GDP在达到4000美元之前，经济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工业化时期，“投资主导-工业推动”的组合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4000美元之后，由于消费快速扩张，服务业迅速崛起，“消费主导-服务业推动”的组合逐渐成为新的增长动力，第三产业比重超过60%而成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呈现高级化。

　　再次，劳动力与就业结构出现新变化。大多数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均4000美元阶段后，伴随着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出现了“刘易斯拐点”，从而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一阶段发达国家积极提高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发生了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储蓄、消费、投资、社会保障等领域发生深刻变革。

　　第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新变化。中产阶层崛起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后，经济体发生的一个直观明显的变化就是中产阶层迅速扩大。在现代发达国家中，中产阶层人数众多，如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占全社会家庭总数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市场消费的主体，具有强劲的购买力，是消费需求持续扩大的主要来源。同时，中产阶层的形成，是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最后，对外经济结构出现新变化。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差额，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到达一定阶段时（人均2000-4750美元）,进行投资阶段的转变就成为必然选择。而推动这一转换的关键是提高对外投资的收益率，促进本国资本竞争优势的形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盈余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经济成熟度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经常收支持续保持盈余，贸易服务性收支缩小，所得收支盈余以及对外资产余额增加的情况表明一国正在向成熟的债权国过渡。比如，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中的所得收支盈余超过贸易盈余，表明日本对外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开始从“商品输出为主”向“资本输出为主”转变，日本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实现财富增长与分配的平衡

　　下一步应立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果共享、增进和谐”的原则，打破“鼓励生产、抑制消费”的制度性约束，通过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启动终端消费，释放内需增长潜能，真正取得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之间的平衡。

　　在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方面,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国再分配机制的“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所以，深层次改革不仅需要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

　　在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方面，加大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的政策力度，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尽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并提高国有企业分红的范围和比例，全力解决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问题。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方面，通过土地流转抵押、入股、融资,逐步调整城乡收入分配二元格局，使农民获得要素资本赋权。

　　此外，需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门槛，引进竞争机制，通过控制价格和税收调节垄断企业利润率，完善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保障机制，降低税负，提高个税起征点，提高居民的长期收入预期，通过结构性减税，以减保增、以减促加。

　　财富分配比例失衡不仅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也锁闭了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因此，如何实现国民财富重整至关重要。

　　下一步应立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果共享、增进和谐”的原则，打破“鼓励生产、抑制消费”的制度性约束，通过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启动终端消费，释放内需增长潜能，真正取得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