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之殇：青年人何以独活？

　　富士康之殇：青年人何以独活？

　　2008年，24岁的打工仔罗炼留下一张写有“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的字条从东莞的工厂出走，至今杳无音信，罗炼们的困顿和出路在哪里？曾经成为一个持续的话题；而在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引出了一场石破天惊的大讨论；今年，“九连跳”让富士康工人们成为了引人关注的群体。“绝望，是青年的死亡。青年的死亡，是一个民族的死期。”这样的表述虽然看上去有点危言耸听，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一代代青年的命运，一直和这个国家的未来牵连在一起。

　　本期时代议题罗炼的表哥—著名记者石扉客为自己的幸与表弟的不幸而慨叹不已，曾经的打工者彭远文试图给出自己回应这个时代的答案，一批70后文化人和意见领袖展江、李公明、毛向辉等指出年轻人困局背后的社会根源以及个体觉醒的重要，本报评论员李铁则从中国模式的角度，检讨我们的经济发展付出的沉重的社会代价。

　　如果“该死”的富士康真的死了

　　本报评论员 李铁

　　就在各路媒体讨伐和反思富士康的八连跳的时候，这个全球最大代工厂就像被诅咒了一般，发生了今年以来的“第九跳”：一名21岁的安徽籍男员工从宿舍楼7楼跳下身亡。这一事件代表的不应该是“9”这个冰冷的数字，它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年轻生命。

　　正视“泰罗制”对工人的异化

　　在反思中，很多媒体都注意到，将责任都归咎于雇主富士康未免有失偏颇。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从富士康开出的工资、保险、年假、加班制度等硬性指标来看，这确实是一家符合规定的外企。它跟其他普通的代工企业没多少区别。它并没有违法用工，而且，在过去的一个多月，每日都有数千人排队求职想进富士康。或许，我们应该找找更深层次的原因。

　　但这绝不意味着富士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去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第N跳。

　　从很多媒体的深度调查文章中，中国代工企业的工人的一些生活细节得以呈现在公众面前，残酷的现实提醒我们必须正视“泰罗制”对工人的异化摧残，提醒我们必须以更宏观更长远的眼光来衡量我们的得与失。我们可能会发现，这种把人机器化的“泰罗制”生产方式，对个人、对社会的隐形伤害，并没有被充分估计。或许，我们是用一种透支在支撑眼前的发展？

　　在富士康这样的中国代工企业里，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做到极致，人的自由意志、情感需求、精神追求，均不在企业考虑视野。在这里，每个动作被精确计算，人和流水线融为一体，以达到劳动力利用的最大化。工人就像是被植入了电脑芯片的智能零件，每天都按规定的指令程序，到固定的地方吃饭、上班、睡觉。

　　在这样的企业里，工人完全没有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生活，“毛”是他们之间的一个不雅却通行的称呼。在这个只有机器和像机器的人的世界，他人，对于自己的意义确实轻如“毛”，没有多少人文上的意义。

　　这种机械作业、军事管理下的流水线生活，严重伤害了工人的身心健康，伤亡事故增加，工人易于衰老、残废甚至过早死亡，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是对此的最好写照。而在工人劳动能力下降之后，他们很快就被淘汰出工厂，老板会另外招雇年轻力壮的工人。在富士康，员工大多数都是20岁上下。

　　这种工作生活方式对工人所造成的隐性和长远的伤害，并不容易被年轻力壮的工人所察觉，他们所看到的是眼前的劳动换来的报酬，但这个报酬里面并没有包含为隐性伤害而付的费用。“九连跳”之后，不论是工人还是富士康，还有我们的社会与政府，都应该重新审视这些隐性伤害的成本，并对此作出补偿和防范。

　　还有，如果城乡二元社会的长期存在，户口、社保、子女就学等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新生代工人依然难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依然要面对严重的心理和社会问题。

　　除了富士康们，中国经济还能靠什么？

　　沿海地区的代工工厂，是中国财富之源。但很显然，这些工人的生活质量其实远低于30年前的工人。30年前，至少还有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下班后还能和家人在一起。为什么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吃苦耐劳的工人，但这些劳动者却有很多连最基本的正常生活都过不上？我们的进步和增长都体现到哪里去了？

　　更可悲的是，尽管公众舆论对富士康这样的“血汗工厂”发出了排山倒海的讨伐，但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更残酷的问题：如果“该死”的“富士康们”真的死了，中国当下的经济还能靠什么？

　　头脑清醒的人都能看到，如果我国的市场足够开放，在整个工商业领域，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只有代工工业和互联网企业两大块。当然，那些高污染企业和特色资源型行业不应被计算在内。

　　或许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代工行业利润率极低，对财政的贡献并不大。房地产企业和日进斗金的央企巨头才是中国经济的支柱。

　　这种看法完全可用天真来形容。虽然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石油、中国移动等三家企业，均名列“全球十大最赚钱企业排名榜”，但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即便是在美国严重受挫的2008年，中石油的净利润率也仅是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1/5。但中石油的员工总数却是后者的16倍。这样的企业有竞争力？

　　再如工商银行，众所周知，眼下中国的银行尤其是国有垄断性银行，绝大多数利润仍主要来源于传统而原始的“利差”，数据显示，中国银行业利差比国外成熟市场高出14倍，而这一巨大利差的形成，正是央行政策早就规定、安排好的。垄断格局下的政策性、制度性力量，才是其所以能“日进斗金”、享受饕餮般利润盛宴的基本途径和方式。

　　地产、金融、烟草、通信等这些中国财政收入的大户，与其说他们赢利能力比富士康等代工企业强，不如说是收费能力更强，或许将他们的利润看成是一种税收比较合适，多少都是可以随便调的。

　　很显然，是千百个富士康，亿万个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用不合理的廉价劳力支撑了其他垄断行业的高额利润。支撑中国经济的，到底是谁？

　　为什么中国只能依靠血汗

　　广东东莞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5月14日发布公告，此次普查时间截至2008年末。结果显示，东莞制造业销售利润率仅2.49%。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的出口代工业的利润总是如此之低，为什么富士康只有靠挤压劳动力成本才能赢利？为什么我们的工人终日辛劳却连最基本的正常家庭生活都过不上？怎样才能提高富士康们的利润率？

　　可能很多人会脱口而出：产业升级啊，做自己品牌啊，这样就能不再蜗居于产业链的最末端，利润就上来了，就不用再做“血汗工厂”了。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最关键的问题是，你凭什么产业升级？谁不想升级，谁不想做产业链最高端呢？我们必须弄清楚，做产业链高端、做品牌的最核心要求在哪里？

　　谁都知道有品牌才有高附加值，企业主做梦都想做品牌，日韩用了20年，就诞生了一批享誉国际的品牌，我们用了30年却为什么就是做不起来？

　　最近两年，由于金融风暴的缘故，很多代工企业转型做内销，但却困难重重。

　　企业主除了面对繁琐的营业执照办理过程，还要应付各种地方保护主义所造成的大量地方性行政事业性收费。另外，公正的法治环境的缺乏也使得企业处处碰壁，销售环节到处是“三角债”或“多角债”造成的恶性循环。稍微做起来一个产品，又缺乏知识产权保护，被假冒伪劣打垮……

　　对转身向内的企业来说，这些都是隐性成本，没办法计算，也没办法预期。许多费用在暗中产生和交易，国外没有这类成本，中国独有。把这些费加起来，最后的产品价格比美国欧洲还要高，这样的产品有何竞争力？而且，高价并没有给企业带来高利润。

　　说白了，产业升级首先得法治等大环境升级。世界上占据产业链最高端，享受最高利润的国家，无一不是法治最健全的地区。

　　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归根到底来自于体力和智力两部分。智力部分就是技术，就是管理，其背后实际是这个国家的法律与体制。而如今，我们属于社会组织，属于智力的这部分价值极低，只能是靠体力去拼，这样的劳动，没有技术和管理的附加值，能有高的价值吗？除了做“血汗工厂”，我们又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