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之殇：青年人何以独活？

　　“LOST一代”：个体要在逼仄中生长出责任意识

　　本报特约记者 王一粟

　　毛向辉：新元创投合伙人、群智基金会执行长、哈佛大学伯克曼中心研究员

　　时代周报：从2008年的“罗炼事件”，到今年的富士康“九连跳”，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当下一些年轻人感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李公明：这些现象可以说是青年对社会看法的投影。从一些青年偏离了生活轨道甚至到放弃他们的生命，其实无一不是对社会现状的深度反应。如果探讨这个话题，我们一方面需要从社会的转型中发现问题，同时，还需要探索在我们教育的过程以及思想领域的精神产品给年轻人带来何种养分。从这两个大的方面我们才能梳理清楚为什么相当多的年轻人对产生迷惘甚至绝望的看法。

　　展江：目前的情况，住房是个突出的问题，以及还有跟住房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结婚问题—没有住房就找不到像样的老婆。当然也不是说没有愿意付出的年轻女性，但是当这个社会越来越物质化以后，条件好的年轻女性还是强调门第观念和物质条件的。所以，现在有些年轻人对前途感到渺茫或绝望，现在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有人甚至调侃，和相对的经济贫困比较而言，找不到好老婆，眼看着美女被贪官和有钱人给娶走，对此就更绝望了。我认为这个是有一定生理基础的。

　　我们的中产阶级太小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只有少量中产阶级能够给予年轻人在购房上充分的支持。所以，房子在目前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信号，社会上“有房阶级”和“无房阶级”的分异还是非常明显的。

　　毛向辉：目前的问题中有两点特别让人担忧，第一点是对于年轻人而言，是否具备足够的信息空间来指引他们朝什么方向发展，以及选择是否自由或者说是开放的。第二点是社会的价值轴心问题。如果年轻人完全把最眼前的利益作为价值轴心，同时他周围的人也作出同样选择的时候，就会难免使得大家共同去争夺一些稀缺的资源，这有可能会导致一些非常惨烈的对杀局面，就有可能会导致年轻人为了一些非常小的利益，去违背自己对未来的一些承诺。

　　我们说一个可生存的系统模型中必须得有一个开放的循环，也就是说能够从教训中改善、修正或是删除现有模式中一些既有的模块。这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同样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如果存在着很多强制的、人为的东西去限制它，那就会得到一个相反的效果，未来甚至变成一个不可收拾的模式。

　　时代周报：上面提到年轻人的生存空间问题，但是对于年轻人的上升通道方面，例如大面积的考公务员热，对此如何看待？

　　展江：考公务员在现实层面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几率很小。但一旦能够进入公务员队伍，其上升空间还是优于其他大多数职业。但是，这种现象背后所体现的心态是极不健康的。这反映出“官本位”思想的不断强化，再加上社会上一些官和商的勾结，使人感觉到在中国还是明显的“体制至上”。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公平竞争的机会逐渐消失，垄断、权钱结合、关系交织在一起成为社会大害。多数出身贫寒或一般的年轻人看不到太大的希望。

　　李公明：我们可以发现个人通过自身努力的上升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近十年来，大家已经很明显地看到现在的竞争的公平性已经和过去有了很大的区别。个人既有的理想、原则和精神追求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竞争了，个人对于权势与资本的妥协变得必要。同时，个人需要更多地认同个人受命运的局限。考公务员人数的不断攀升、大学生胆怯于下海创业等都是这种结构困境的体现。此外，这个社会在食品安全、环境安全、包括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种种所作所为，可能都令年轻人感到强烈的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感。我们知道，青年人要奋斗，很关键的一点是社会能够给他们提供信心，而当这个社会都遇到极大不稳定的时候，这种信心所产生的土壤也将不复存在。

　　时代周报：当下的社会现状对于年轻人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诸多不足。但在这种情况下，为何未能在年轻人中普遍孕育出基于对现状的反思，反而是大多数年轻人倾向于消费主义和享乐文化？

　　展江：反思作为一种自省状态在当下社会本来就是受限制的，并且物质主义的流行对于年轻人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中国真的能够让年轻人长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好事，但担心是就目前这种社会状况，短暂的美好时光很有可能转眼即逝，等待他们的是看不见的未来，这就很可怕。回过头来说，现在就已经到了一个非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的时候了。官方现在一定要看到最近几年所谓的社会群体性事件爆发的时候，底层的断裂或是绝望已经到了一个空前的地步了。所以对于官方而言，无论是出台一些政策也好，还是建立起遏制腐败的制度也好，这些在目前恐怕都是非做不可的了。

　　李公明：和现在的这一代年轻人相比，我们当时所面临的压力无论是现实的、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当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那一代人一下子打开了眼界，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世界经典以及关于人的异化的讨论等等作为提供给年轻人的养分都是非常纯洁并有鼓动年轻人理想的作用。而现在构成那种局面的条件已经很难存在了：首先是教育体制的问题，应试教育功利性的指向导致了目前这个庞大虚空的架构，而且教育水平是在不断下降不断滑坡的。还有呢，我们极其发达的大众娱乐文化使得比较有深度的文化思考在年轻人群体中变得越来越稀缺，但也并不是说完全不存在了。例如近七年中六年的国民阅读调查表明，青年人阅读率是不断下降的，这说明了我们的青年人的精神生活显示出一个平面化、娱乐化的倾向。

　　时代周报：既然这一代人面对如此大的压力以及复杂的社会环境，再加上普遍萌发的个体意识和权利意识，而是否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个体责任意识的生长呢？

　　李公明：过去我们认为年轻人会有相对统一的精神面貌，互相之间的阅读习惯、思维方式或思考的问题都有比较一致的倾向，但在近二十年来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分化。现在网络上，对于时政问题和公共政策发表言论或是批评中，就不乏有一些年轻人的身影。但这一部分对公共问题有思考能力的年轻人毕竟只是一小部分，更大的一部分年轻人则漠不关心了。所以我们既不能认为现在的年轻人缺乏个体责任意识也不能只看到一些有担当意识的有为青年，比如韩寒。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像韩寒这样的年轻人的存在并不能消解大多数年轻人所遇到的困境。

　　展江：对于年轻人心理素质以及行为习惯的养成，独生子女政策显然会造成巨大的不利。至于对于他们的个人责任或社会担当意识而言，不能说没有期待和要求，但是也不能强求。在多元化的现状下，统一的标准或许不合适。但是，守法以及劳动生活应该是基本要求。如果有一个适当的就业渠道，问题就会小得多。

　　毛向辉：传统的社会参与，往往只局限于单向的付出。而如果基于一种分享主义的价值观—你分享的越多，你得到的也越多。现在，我们的内驱力逐渐转化成为一个简单的计算逻辑—我知道我能够去奉献的时候，哪怕只做了一小步，我的所得会比付出多很多倍。

　　这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一个很好的经济模型。这就像你去分享一段知识，你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反馈和评价。同样在这种模式下，整个社会也会像一个共同的大脑，通过你的担当来帮助你一起思考，同时一起推动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