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心声

　　最希望当事人理解包容

　　本报记者 张亮 本报见习记者 李娜

　　作为一名刑事法官，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庭法官张亚林一年要审理300多件刑事案件，最少也得审500多名被告人。他笑言，自己买了份保险，受益人是父母和爱人，以防万一。

　　“就整个基层法院来说，职业风险最高的还是民庭和执行庭的法官。”张亚林说，当事人往往为了自己的财产不顾一切，执行法官被围堵的事屡见不鲜。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执行庭法官赵志深有体会地说，他在执行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要强制带离被执行人时，警车就遭到被执行人亲友共有20余人的堵截。

　　赵志叹口气说，如果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力，执行力度越大，被执行人暴力抗法的可能也越大。如果案件经采取措施后，仍未执行完毕，申请人可能认为法院执行不力，大多会通过信访等方式要求法院对被执行人采取制裁措施。

　　“大家对法院解决矛盾纠纷的期望值太高了。”张亚林坦言，法官能够理解当事人打官司不容易，但也真心希望当事人能够理解法官。

　　“你没见过被当事人谩骂后回到办公室痛哭的法官吧？没见过一身病却没有时间去看的法官吧？没见过在别人熟睡的凌晨到处找被执行人的法官吧？”张亚林的眼睛有些湿润了，“而这些都是真实的。”

　　张亚林恳切地说：“我们最希望得到当事人的理解和包容，同时希望法官的福利待遇能有所提升，希望对受害法官和家属的抚慰金能够高一些或成立一项专项基金救济受害法官和家属。”

　　法官须克服软硬两种风险

　　本报记者 张亮

　　“在案件的立、审、执阶段，法官随时都面临着各种硬性、软性危险。”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院长李志毅近日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坦言。

　　李志毅说，在立案阶段，法官依法不予立案就有人粗言威胁，甚至扬言不立案就“上访闹事”；在审理阶段，当事人哄闹、冲击法庭，带着流氓地痞旁听“助威”，侮辱、诽谤甚至殴打审判人员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执行过程中，当事人扔砖头、携铁锹等工具围攻法官的事件也经常发生，异地执行过程中更需要与被执行人斗智斗勇。

　　然而，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法官还面临着种种“软性危险”。有的当事人因对案件处理结果不满，在社会上散播谣言侮辱法官人格；有的暗中跟踪法官及其家属，照相录像揭露法官隐私，更有甚者通过发恐吓短信、打恐吓电话的方式干扰法官正常生活。

　　李志毅在为法官们的人身安全担忧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化解之策。他鼓励法官们尽可能地提高化解矛盾的能力，增强群众对司法的认同感，缓解对抗情绪，从源头上杜绝冲突事件的发生。东港法院还制定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根据事件发生的原因、性质、危险程度等将突发事件分为4大类3个等级16种情况，每种情况均明确处置措施，一旦发生冲突事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建压力缓解和科学考核机制

　　本报记者 周斌

　　“案多人少产生的压力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6月14日，与记者谈及法官职业风险时，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叶兆伟深有感触地说。

　　叶兆伟说，目前苏州一线法官的年结案数平均都在百件以上，在案多人少矛盾较为集中的昆山市法院，有的法官年结案数高达900多件。

　　超负荷的工作导致许多法官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苏州70%以上的法官处于亚健康状态。5年来，已有多名50岁以下的法官因病早逝。

　　“高强度的工作状态让法官没有时间充电，在审理涉及新情况、新问题案件时会力不从心。并且，鉴于当前司法公信力的问题，法官的工作并不总是能够得到社会和当事人的理解，反而经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因此导致办案法官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增大，甚至出现一些明显的心理问题。”叶兆伟说。

　　针对这些问题，苏州法院首先从减少“分子”即压降诉讼案件增量上寻求突破口。从2008年5月开始，试点推行“和谐乡镇、和谐社区”共建活动，由法院与乡镇、社区等基层组织确立共建关系，发挥双方优势，形成工作合力，预防化解纠纷、维护基层稳定、共创社会和谐。截至今年3月，两级法院已经与140余个乡镇、社区、企业协会、单位签订了共建协议，组织法官下基层2514人次，现场调处纠纷1520件，全市共建地区涉诉纠纷同比平均减少21%。

　　其次，不断创新法官增员的途径和方式。2004年以来，法院通过选调大学生、社会招考等途径，先后招录了40人；近期又面向全国选调了13位有学历、有工作经历的青年法官，充实到审判队伍中。针对政法编制无法大量增加的情况，探索从高校法科毕业生中选聘法官助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

　　再次，建立压力缓解机制，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完善激励机制。开设心理讲座，建立完善法官心理健康问题预防和疏导机制，引导法官始终保持豁达开朗的工作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