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陪平遥农民郭钟棋云南寻亲归来思考录:异地买婚,苦果何日得绝?
千里姻缘靠钱穿,永结同心实在难。1993年,经人介绍,平遥农民郭钟棋花费5000元,娶了个云南媳妇胡庆美,随后生儿育女,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岂料,2000年的一天,妻子带着一双儿女不辞而别,杳无音信,十年生死两茫茫。2010年6月初,凭着一个身份证号码,记者陪同郭钟棋远赴云南,历尽波折,终于在大山深处见到了已另嫁他人的胡庆美。见面后,但却物是人非,昔日温柔的妻子形同陌路,乖巧的女儿见面不识,调皮的儿子已被拐卖。在连日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异地买卖婚姻,在我省贫困农村不算奇事,畸婚屡结苦果,也属平常,其后果不仅是人财两空,更多的是亲情的扭曲,孩子的迷茫。
异地买婚
隐秘数量有几多
谈起买卖婚姻,不少人认为是封建遗毒,父母贪恋男方丰厚的彩礼,不顾女儿反对,强行将其推入“火坑”。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此种“卖女”婚姻已鲜有发生,但在我省乃至全国,另一种异地买卖婚姻却在农村隐秘进行。
记者了解到,改革开放以来,异地买卖婚姻在我省农村部分特殊群体间一直存在。男方多为村里贫困的大龄青年,女方多来自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份的偏远山区。起先,通常是村里头脑活络跑江湖的能人带来女子及随同的亲戚,再与村里媒婆联手寻找合适家庭,声称娘家那里生活贫穷或父母病重,想在当地找个好人成家,但多少得给娘家父母一点养老钱。因为数额远远低于村里通行的彩礼钱,正好迎合大龄贫困男青年婚姻无着的现实,所以往往一拍即合。一顿酒席后,女方“亲戚”带着几千元至上万元的钱款回老家,介绍人也从中渔利颇丰。落户到本地的外来女性慢慢多了,有的开始充当起了中间人,介绍娘家地方的女子再嫁到婆家周围村庄。
由于此种婚姻的特殊性,从政府相关部门无法得出其具体数量。但是,6月9日,记者在太原街头随机采访了10位出身我省各地农村35岁—45岁的市民,其中6人表示,自己所在村庄目前都有此种婚姻存在,最少的有1例,最多的为5例。记者一朋友掰着指头数了数,说:“我老家在运城农村,村里1300多口人,就有3个贵州媳妇,而邻村竟有六七个之多。”他说本村的3名媳妇就是由邻村其他贵州媳妇介绍来的,“花费在1万元至两万元。”
在云南凤庆县采访期间,当地警方表示,因为当地青壮年外出打工非常普遍,与家人几年失去联系也属常事,其间她们的婚姻状况根本无从了解,所以凤庆外嫁的女子数量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6月1日,凤庆出租车司机李德海告诉记者,他们村就有多名女子被中间人带走,最后在外地被“卖婚”,其中就包括他的姐姐。“同村有个女人在外边打工,1990年她回家探亲时撺掇我姐姐也出去做工,结果一走就没了音信,三年后姐姐才和家里联系,她说被那个女人带到南京后以5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郊区农民。现在姐姐还在那里生活,说实话,那里的条件比我们这里好。”
畸形婚姻
长久不衰因何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异地买婚现象在城市极为少见,广大农村是其繁衍发展的土壤。男女方经济条件的差异、社会意识的淡薄、文化水平低下,是异地买卖婚姻能够盛行的三个主要原因。
从经济情况来看,女子流出地往往是云、贵、川的偏远山区,当地土壤贫瘠,生活贫困;作为流入地的我省农村男方家庭,虽然在本村或者当地来说,家庭经济处于中下水平,但却明显高于女方所在地。郭钟棋家在平遥农村,地处平原,土肥水美,交通便利。距离县城、省城都有平坦的公路便捷到达,每年地里的收成足以解决温饱,农闲时还能外出打短工。但郭家兄弟众多,几个兄弟成家后,郭家的经济条件在村里已经处于下游水平。6月1日,在胡庆美的老家云南凤庆新华村,居民组长老罗告诉记者,当地山高谷深,有限的土地条条块块补丁般分布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间,可以耕种的作物主要为烟叶和玉米,每年农业产出非常有限,“不够填饱肚子”。为了谋生,青壮年大都是外出打工,“有的女子嫁到外地就不回来了”。
其次,农村群众相对社会意识比较淡薄。6月11日,记者电话采访了临猗县李家村的范某,他大哥曾经三次买婚。“我家兄弟多,1990年前后,农村彩礼还不是太高,我和几个弟弟相继建了土坯房勉强结婚,大哥因为身体有残疾,婚事迟迟没有下落,只好将目光转向了买婚。”他说,村里当时有个“能人”带来了个自称老家是贵州的女子,除了名字,户口本、具体籍贯我们都一无所知,但人家不嫌大哥的相貌,看中的是温饱自足的生活。“能人”要走3000元说是寄给贵州,没几天大哥就成亲了。“生活一年后,女的说想回老家一趟,一走便没了音信。问中间人,他说那女的是在村口碰见的。”一年后,经邻村一个嫁过来的贵州妇女介绍,大哥又与另一贵州女子成亲,但好景不长,不久又是一走了之。1995年,大哥终于与一云南女子有了稳定的婚姻,“虽然现在也不知道大嫂在云南的具体籍贯,但最后在我们这里上了户口,孩子也十几岁了,家庭还算稳定。”李某说,在当地农村,条件差的男子急于成家,根本不会计较女方的身世,只要价钱合适就行,领不领结婚证都无所谓,一旦女的远走高飞,报案也无济于事。
文化水平低,是买卖婚姻男女双方的共同点。在记者了解到的买婚家庭中,我省男方的文化水平多为小学至初中,外地女子多为小学甚至文盲。“男的知识水平低,在经济生活中就只能靠苦力吃饭,家境相对较差,如果当地彩礼昂贵,他们就只好将婚姻对象瞄向花费较少的外来女子。”6月3日,平遥南良村委主任吕守玺告诉记者。云南凤庆李德海说,家乡山高路远,以前教育不发达,加之重男轻女的思想作祟,女子受教育的机会非常有限,等长大成人,外出打工不懂知识又无一技之长,生存艰难,所以如果能远离故土,嫁到一个解决温饱的家庭,女方往往会坦然接受。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正是经济、意识、文化的差异,成就了一桩桩的畸形婚姻。殊不知,正是这些差异,也给这些看似双赢的婚姻埋下了人财两空或者亲情扭曲的隐患。
家庭危机
买婚屡屡留伤痛
胡庆美自2000年从平遥不辞而别后,郭钟棋先是找到本村的王某,正是王某新婚的“妻子”赵嫣红撺掇胡庆美领着孩子一起离开的,但是王家也在郁闷赵嫣红的不辞而别,更郁闷的是,他们连赵嫣红的户口本身份证也没见过,只知道她是贵州六盘水人。2010年6月6日,从云南归来后,为了确定孩子晓伟的真实下落,郭钟棋决定继续从赵嫣红处寻找答案,可是赵嫣红同样在2000年离开后再无消息,几经打听,郭钟棋找到文水县忠义村海平家,当年是海平的贵州妻子杨焕,介绍赵嫣红嫁给王某。“杨焕也离家出走好几年了。海平和杨焕去过娘家,可他不识字不记路,只记得去杨焕家需要在六盘水市八一停车场倒一次车,具体村名好像叫独割乡谢家寨。杨焕在文水是住一段走一段,最后一次离开是在2005年左右,还带走了家里的1.5万元。但给海平生了个男孩,已经十几岁了,在文水生活。”6月8日,记者按照郭钟棋提供的地址在网上进行搜索,却是驴唇不对马嘴,郭钟棋顺藤摸瓜找寻儿子的愿望再一次陷入困境。
6月11日,记者联系到夏县王家庄的农妇彩云,40多岁的她正为儿子王飞的婚事烦恼。她家境一般,前几年丈夫病故,王飞生性木讷,二十几岁了也说不下个媳妇。2008年,邻村一个云南媳妇将妹妹玲玲介绍过来,彩云花了2万元,因为没有户口证明,彩云又花钱托关系将玲玲的户口以养女的名义上在自己家里,然后办理了结婚证。但不久两口子就闹意见,“人家去了姐姐家,再叫也不回,钱也不给退。我去咨询律师能否打官司,人家说如果对方不出庭,给彩礼又无字据,最后的判决结果很可能会是我这个‘养母’向王飞退还彩礼。”
采访中记者发现,失败的买婚家庭,其婚姻轨迹基本一致。男方家庭急于成亲,一般既不会追究女方的身世,也不履行法定的结婚手续,即使履行,也是按照女方的说法托人找关系弄张自己心里也没底的结婚证。然后会从婚姻的开始就对外地媳妇有种天然的戒心,不让她深入家庭亲戚朋友的圈子,甚至一定程度上限制她的自由。而为求温饱的外地女子嫁来生活一段时间后,会发现自己的婆家在当地只是中下等水平,渐渐产生埋怨。由于文化不高,此前生活习俗各异,而且双方大都不会讲普通话,不但感情沟通存在着障碍,对于家庭事务的处理态度也往往分歧较大,女方人生地疏,没有自己的感情交流对象,久而久之,双方的矛盾会越积越深。由于没有感情基础,没有法律保障,即使生下孩子,女方也往往会选择寻找机会离开。
杜绝悲剧
法律亲情是保障
当然,并非所有的买婚都是以悲剧告终。临猗县的范某有大哥的亲身经历范本,他说:“买婚就是碰运气,互相不知底细,也无感情基础,都靠婚后磨合,能顺利度过这个阶段也就没事了,过不了就人财两空。我们村还有一个嫁过来的贵州女子,很快就融入到当地生活,学说我们的方言,学做我们的农活,男方家对她也是关爱有加,两口子恩恩爱爱,几年下来,日子也是红红火火。”
2009年11月9日,本报曾刊发《彩礼涨,苦了新郎愁坏爹娘!》,对山西省各地农村的结婚费用进行过调查,除了新房,给新娘家彩礼的数额一般大同为3万-10万元,忻州为5.88万元,晋中为6万元,临汾为6万-10万元,运城为6万元,众多农民都为此所累,叫苦不迭。显而易见,价格低廉的异地买婚在我省农村现实存在确实有其“优势”。抛开有预谋的“放鸽子”骗婚和妇女被拐无奈嫁人导致婚姻破裂的情况,你情我愿的异地买婚,如何才能不致破裂,走向花好月圆的结局?
连日来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虽然《婚姻法》禁止买卖婚姻,但基于男女婚嫁要给彩礼的特殊性,何为买卖婚姻确实难以界定。但如果选择了异地婚姻,成亲之前一定要用法律做保障,成亲之后再用亲情去感染,才是婚姻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从男方家庭来说,得对陌生女子的身世有真实的了解,包括其籍贯地址,家庭状况,双方相互了解后再履行法律手续办理结婚证;成亲以后,外来女子初来乍到,男方家庭一定要对其信任,让其充分了解婆家的亲戚邻里,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并有意识地用亲情去感染,让她尽快融入家庭。作为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尤其是基层村干部和辖区民警,应该负起责任,要对此种婚姻及时掌握,必要时上门家访了解拉家常,让女方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督促办理结婚手续,协调了解女方身份,及时进行登记,让男女双方都能感觉到其婚姻的严肃性,增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法律意识,在以后婚姻生活中,也要时常上门了解其生活状况,化解纠纷。
这样,有了家庭和社会多方的关怀呵护,异地婚姻这根无奈的扭藤,也许会健康生长,不至于屡结苦果。(出于个人隐私保护,文中部分人名地名做了处理。相关阅读见9版“都市瞬间”)
本报记者 赵 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