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资矛盾引群体事件高发 工人渴求精神权益

 

    《瞭望》文章：我国劳资关系张力加大

　　东南沿海一些外向型产业中发生的劳工事件，显露出与以往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同的特点

　　文/单光鼐

　　5月份以来，一些地方的企业相继发生了因劳资矛盾引发的劳工事件，这反映了我国劳资关系中潜隐的实际张力正在加大。

　　这些劳工事件的形态，表现为广义社会运动的初始阶段：弱势群体、草根阶层是行动主体；以社会抗议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集体行动是反应性的行动，是利益之争而不是权力之争；追求的诉求目标仅是特殊、具体的经济、民生诉求，而不是一般、抽象的政治诉求；组织化程度较低，是依凭“熟人社会”里既有的人际关系网络发动自发性的集体抗议；抗争是地区性、地方性或行业性的“局部性的社会冲突”。

　　但从东南沿海地区一些外向型产业中发生的劳工事件看，它却显露出与以往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同的特点。

　　劳工事件新特点

　　其一，行动主体虽然仍是弱势的农民工，但这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已有显著的不同。他们不会农活，对农业、农村、农民身份均不认同；他们有丰富多彩的精神向往和理想追求，渴望留在城市，怀有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对目前的生存状况并不满足。

　　这些80后、90后农民工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在现代化大生产的流水线上养成了工人阶级最基本的属性。共同的生活、生产经历使他们感觉到，且能较清楚地表达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利益的共同性，以及与资本群体利益的不同性和对立性。

　　其二，劳工事件已有了“主动”抗争的色彩。以往的群体性事件多是肇始于外源性因素，即由于他人损害了行动者的利益而引发。而近期的劳资矛盾事件则不再是权利丧失后寻找救济的抗争，而是主张伸张权利。

　　一些事件动员者有效地组织、动员员工，向资方的低工资、低福利制度提出了挑战，且以有理有节的行动使资方陷于被动境地。能以“和平、理性争取权益”的思想引领工友们将资方拉上谈判桌，进行协商。

　　其三，集体行动有了更多的理性成分。某些停工事件的牵头者，熟读三国演义，懂得纵横捭阖、进退有据的浅显道理；一些人熟读毛泽东诗词，了解简略的中国工运历史。事前，他们就确立了“和平、理性地争取权益”的总策略，将“提升工资薪酬”的斗争局限在厂区内，局限在经济诉求表达上，以“非暴力”、“不合作”为原则，停止流水线的操作。

　　其四，年轻的行动者在实践中学习谈判，学习妥协。停工事件，实际上就是劳资双方互动、博弈的过程。其间，既有对立、对抗、施压，也有妥协、退让，“讨价还价”。在停工的过程中，员工们逐渐懂得、学会了谈判和妥协。

 

     劳工政策需调整

　　工人不满工资太低、收入差距太大、工作时间太长、生活成本不断增高，试图通过体制外行动维护自身权益，要求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这是经济高速发展同步伴生的社会现象。

　　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在历经经济结构由劳动力密集型、资金密集型转化为技术密集型的过程中，都曾遭遇过这些问题。台湾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产业转型升级时期，也曾发生过员工要求增加薪酬、改善待遇，劳工事件频发，劳工运动迭起。

　　因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这反映了过去长期忽视劳工权益的现实，是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的爆发。这亦表明“低工资，低福利”的廉价雇工制度已走到尽头。

　　当前，随着人口结构改变导致的劳动力短缺日渐明显，劳动力已由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随着文化程度比父辈高，法律、权利意识比父辈强的80后、90后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当其工资水平无法应对生活成本增长和飙升的房价而陷入窘境时，类似的因劳资矛盾引发的停工事件，可能会较大幅度增多。各方应采用积极的互动方式应对这一趋势。

　　从各级政府的角度，应正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转变单纯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寻找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动力；应正视劳动者收入水平低、劳动时间长、工作条件差等问题，已成为不断引发社会矛盾、冲突，酿成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应着力加快劳工报酬改革进程，指导、规范、敦促企业合理分配利润；应考虑顺应工人对工会建设的呼声，使工会真正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维护工人权益，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政府应对新思路

　　一些劳资矛盾事件的解决，为政府今后处理类似的纠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思路。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中立”立场。面对劳资纠纷，政府应既不偏袒资本，也不偏袒工人，“秉公、中立、居间协调”。政府应既不寻求采用“施压”或“收买”的手段来恢复秩序，也不派警力前去镇压参与者或拘捕组织者，不让自己成为工人的“对立面”与其发生直接冲突。

　　“双局限原则”。政府将劳资双方的冲突限定在劳资关系的范畴内，把事件控制在企业实体内，把停工局限在厂区内，而不是任其扩展延伸到社会上去；将员工的诉求局限在具体的经济、民生利益目标上，而不是扩展上升到政治层面。这对于杜绝“连锁反应”、“放大效应”，维护社会稳定大有裨益。当然，这也会确保劳资双方的利益。

　　谈判、协商机制。谈判的大门敞开，暴力就不会发生。着力将双方拉回谈判桌上，敦促双方开展坦诚、务实、有效的协商谈判，既充分保证劳工的“集体议价权”，也保证资方据理的“还价权”。

　　中间人斡旋。中间人，即为劳资双方共同认可、信任的非利益相关者。选择合适的中间人居间斡旋、调解，能化解双方的不信任，打破僵持状态，突破困局，促成双方有效对话。(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