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晒在网上的“裸账”,让大巴山深处的白庙乡火了。这也让很多人感到不适应。
“这哪里算什么新闻?!”在白庙乡所属的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一位官员说。这几年,作为市政府驻地的该区,不少乡镇都进行了财务公开,而这“仅仅是政务公开的一部分”。
6月10日,这位官员参加了巴州区在兴文镇召开的全区乡镇政务公开工作现场会。会上,巴州区区长张平阳宣布:全区48个乡镇和3个街道办事处对政务工作进行了全面公开,乡镇(办事处)公开面达 100%。
这意味着,其他的乡镇都加入了“晒裸账”的队伍。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不会迈出“在网上晒”这一步,但在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眼里,敢于“晒裸账”,已经是“值得肯定的一步”。
我们这里,公开是常态
这一步,巴州区迈得颇为谨慎。关于最初在网上“晒裸账”的过程,当事人已经不愿再提。接到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时,白庙乡党委书记张映上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
“从上到下,压力很大。”巴中市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国旗则告诉记者。这个被称为白庙乡晒裸账“幕后推手”的人表示,现在风浪太大,不愿多说,“半年后看看政务公开的效果再说吧”。
巴中市委宣传部的一位科长岳巍回忆,3月12日,张映上在网上“晒裸账”时,他正陪领导在重庆出差。他从手机报里看到了白庙乡的事,并不惊讶,只是感觉“是件好事”。据说,后来巴中市委书记李仲彬在网上看到这一消息时,也表示“这是一件好事”。
岳科长和政府同事聊起这件“好事”时,几乎没人把这件后来引起极大关注的事,当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尤其是巴州区的官员们,觉得尽管白庙乡“裸”得如此彻底,但“实在是再正常不过”。在他们的记忆里,这几年来,区里不少乡镇跟白庙乡一样,政府机关的公业务费开支的公示,明细到了“花一块五毛钱买一本信纸”的地步,有的金额甚至到了小数点后面两位。这些账目,每年在乡镇的人代会、党代会和年终总结会上,都会向与会代表公示,只是没有晒在网上。
所以,当人们将“中国第一个全裸乡政府”的名头送给白庙乡时,一些干部并不以为然。
“全区不少乡镇都这样,哪里能说白庙是第一个?”在他们看来,有些乡镇甚至比白庙乡“做得更规范”。兴文镇就是区里认为做得比较好的一个。
6月19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兴文镇看到,“党务政务公开栏”的黑板上,用隶体粉笔字填写的“政府机关5月份经费支出公示”表格里,经费支出只具体到“科目名称”,如当月招待费为3176元,而会议费为7300元。这些科目的明细账,则放在政府办公楼一楼首问责任室的桌子上。
“谁想看就可以看。”该镇党委书记苟中良说。他同时解释,6月初公布的这笔财务,之所以没把明细贴上墙,是因为公示栏太小。
3个月前,3月19日,巴州区曾召开过一次全区政务公开工作会议。会上,苟中良和张映上都被安排作为典型发言。也正是在这次会上,区领导第一次提出要在全区推行财务公开。
虽然此时的张映上已经“出名了”,但在苟中良看来,第一个发言的张映上和自己发言时提到的公开晒账,对各个乡镇来说,都是常态工作,并且大家做的事情都一样——都是在认真贯彻执行上级领导的指示。
“我们并非在创新,不过是在执行上级的指示。”几乎每一个中国青年报记者接触到的巴州区官员都会这样强调。
自白庙乡在网上“晒裸账”起,巴州区的财务公开引来了全国范围内的热切关注。但显然,区里的官员们更愿意把这种关注,归功于巴中市2006年以来全力打造的“阳光政务”。
那一年,47岁的李仲彬出任巴中市市委书记。这个新官烧的第一把火,便是提出“打造阳光政府”。在他看来,当时的很多问题,出在党务政务“不公开、不透明、不开放”以及“个人说了算”。
这个在下属眼里“观念很新又喜欢和人辩论”的书记,先是搞了好几轮大讨论,强调要解放思想,“物质贫穷,精神不能贫穷”——巴中是地处大巴山区的革命老区,经济欠发达。随后,全市开始推行一系列党务政务公开措施。
“党代表可以听常委会,普通群众可以旁听人代会,政府常务会议,则向乡镇领导开放。”巴州区监察局长、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开玉归纳道。这些会议的开放,正式拉开了巴中市打造“阳光政务”的序幕。
今年6月17日,巴中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巴中市乡镇政务公开实施办法(试行)》。
“政务公开的核心内容有3个,公共政策制订过程、公务员选任和公共财政预算。”公共行政专家竹立家从专业的角度解释说,对乡镇一级政府来说,政务公开的重心,便是财务。
在杨开玉等负责政务公开工作的官员眼里,“财务涉及群众最切身的利益,最接近群众,群众自然也最关心”。
不公开哪儿来的民主?
当然,这项巴州区官员和群众最关心的工作,也因为一本上了网的“裸账”,从一开始就被媒体所关注。
3月17日,为了给两天后召开的政务公开工作会议定调子,区长张平阳邀请15个乡镇负责人座谈,就全面推行财务公开征求意见。据说,当时大家的看法并不统一。
杨开玉介绍,“心存疑虑”的乡镇负责人给出的理由是,怕公开后影响上下级关系。
巴州区推行财务公开的决定,最终没有受到这些顾虑的影响。在3月19日的会议讲话中,张平阳提出,不仅要规范财务公开的内容,还要增加信函公开这一财务公开方式。因为巴州区外出务工的农村青壮年人口为37.6万,占到巴州区农业人口一半以上。为了保障这些人的知情权,除了以往的会议公开、政务栏公开,以及白庙乡搞的网络公开,还要有信函公开。
“我3月19日和6月10日的讲话,都是经过区政府扩大会议研究了的。”6月21日,张平阳告诉记者。
巴州区所有乡镇进行财务公开,就此成为板上钉钉之事。各项与财务公开的培训、督查工作,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领导定了调了,执行的人认识不清的话,是要挨批的。”有官员表示。
苟中良回忆:“区长在会上讲话后,所有的乡镇书记都表示同意,坚决贯彻执行区里的决定。”
不仅如此,巴州区将原来的目标督查办公室改成乡镇政务公开督查组,由“敢于动硬”的杨开玉担任组长,成员则由原来的几个人,增加到19个人,分为7个小组。
硬性要求是:每月20日之前,不管是用纸张,还是用粉笔写上黑板,乡镇的财务必须公开。为了防止乡镇政府敷衍了事,领导小组要求各乡镇在公示时,要将公示栏拍照,文字材料需要村民代表和委员签字,然后存档。杨开玉要求督查小组在督查时,对这些材料要严加查看。
在前不久的一次全区大会上,杨开玉公开批评了一个镇,“一点也不给面子”。在他看来,“这事不能马虎”。
“只有公开,才能让百姓明白,还干部清白。”他强调说。之前由于没公开,这个监察局长经常接到群众投诉,说干部贪污。信访的人也非常多。进行公开实践以来,乡镇里到区里信访的群众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0%。
市委书记李仲彬早在2006年就讲过:“凡是不敢公开、不敢透明、不敢开放的,他肯定有不可告人的问题,他肯定有牟取私利的问题。作为基层这一级,有什么保密的?有什么对老百姓保密的呢?”
书记的讲话被下属重复最多的,是这一句:“让一切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在这些官员看来,所谓“阳光”,就是“公开”,就是培养群众和各级官员的民主意识。
当然也有官员从现实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巴州区目前能在乡镇推行财务公开,跟乡镇公业务费用“少得可怜”也有一定关系。在巴州区,各乡镇每年每个编制人头的公业务费用是6000元或7000元。
“只有那三五个铜板,揣着还不如拿出来。”该官员表示。
出人意料的是,被媒体集中关注的招待费问题,却非村民关心的重点。他们更关心哪些钱能到自己的手中。巴州区拨给兴文镇的公业务费只有11.2万元,国家给镇里老百姓的各种补贴则达200多万元。至于招待费,有村民表示“干部下乡不可能把锅也背下来”。
正在兴文镇沙溪村的田里干活的村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路过公示栏时,他们也会停下来看看那些表格。虽然有时候,有的人根本看不明白。遇上这种情况,根据乡镇政府的要求,村小学的老师便会成为他们的义务讲解员。
镇党代表熊富荣留意到,一些年龄大的老人会带着眼镜来镇上和村上,仔仔细细看公示栏。同时,现在开会时领导讲话也会很注意,因为这些经常看法制频道的村民,动不动就会来跟乡镇领导和代表们“摆活”。
李仲彬曾到兴文镇和村里调研,他称赞苟中良“工作干得还行”。他还告诉村民:“作为巴中人,你有权利也有义务知道这里的一切事情。”
很显然,在提出“阳光政务”的目标之前,巴中人并没有很好地享受这份权利,也没有尽到这份义务。有官员坦言:“前几年,官场风气没现在这么好。”
“民主必须要公开,不公开哪儿来的民主?”这位官员反问道。在他看来,“阳光”和“透明”的理念,已经开始渐渐渗透到巴州区的基层政治生态中了。
在6月10日的会议讲话中,张平阳明确将政务公开表述为“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抓手”。
这种经过“扩大会议研究过”的表述,也统一了巴州区内部对政务公开的认识。
没压力能叫改革吗?
在巴州区外,王国旗则感受到“压力大得不得了”,因为很多人说了“很难听”的话。他一再强调,白庙乡“晒裸账”这种做法,不是改革,只是执行中央的文件。因为中央早就公布实施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但在竹立家看来,巴州区的这一做法当然属于改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属于改革性文件,巴州区落实改革性的中央文件,当然属于改革。尤其是这种文件在其他地区落实得“非常不好”的情况下,巴州区的做法应当被肯定。
“其他地方如果做得好的话,白庙乡就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他强调道。
同时,竹立家也表示,“晒裸账”只是财务公开比较表面的一部分,这种公开,不规范也不科学。钱花完了再公开,意义不大,应该是在讨论决定这些钱怎样花时,就予以公开。财务公开的核心,是预决算公开,尤其是预算案在形成过程中要公开。民主预算是民主的主要标志,核心在于预算过程要民主,不是说仅仅把预算结果公开。
“但不管怎样,敢于公开,是要肯定的。”竹立家这样评判巴州区的改革试验。
公开的意义,在巴中官场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财务开支方面清白的,自身过硬,才不怕公开。”巴中市委宣传部一位官员说。
对于巴中市官员们的这种谨慎和所感受到的压力,竹立家也表示了理解。“改革有压力很正常,没压力能叫改革吗?”他反问道。
除了面对舆论的压力,张映上的压力还来自现实中的具体操作。据杨开玉介绍,白庙乡的“裸账”尽管出了名,但督查组发现,乡里的工作还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公开的内容不是那么全面,二是公示栏太小,三是公示的方式应该更接近群众实际,因为整个乡里没几台电脑,公示内容只放在网上,当地老百姓很难看到,而老百姓无法真正地参与,政务公开也就起不到监督的作用。
当然,就这些问题,一向铁面无私的杨开玉还是给张映上留了情面,没有在会上批评他,只是私下提醒他“要规范”。
尽管不愿意多说,王国旗还是强调:“李书记推行阳光政务,是不打折扣地执行中央文件,这是对党的忠诚。”
他记得,李仲彬在上任伊始的讲话里就提出:“只要有了阳光,隔阂就会消失;只要有了阳光,误会就会消失;只要有了阳光,腐败就会消失。”
正是基于这样的“阳光”理念,巴中市开始在不少乡镇进行政务公开的试点。当时,李仲彬提醒王国旗,“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宣传,要少宣传”。
然而一本晒在网上的“裸账”,最终还是把他们推上了风口浪尖。这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多少令王国旗有些茫然——“按中央的文件办事,如果这样都错了,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