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有钱人也不快乐(图)

　　社会对“富二代”的定义是：上世纪80年代前后出生、最早一代企业家“富一代”们的子女。

　　一份名为 《民企二代生存现状调研报告》显示，72%的“富二代”认为现在和父辈时代的成功模式有很大不同，而49%的“富二代”并不赞同父辈的经营理念，更为夸张的是，95%的子女表示不愿意接班。

　　24岁的袭得智的初次亮相并没有如他的名字一样“得志”，这个小年轻穿着一件休闲衬衣走出来，松松垮垮，他还有点高低肩，无论是表情气质还是开场白都掩饰不住浓重的乡土味。他很紧张，拿着话筒，目光闪躲，有时还会用手指直接抠鼻翼。

　　他是浙江卫视相亲节目 《为爱向前冲》的男嘉宾。第一轮就灭灯的众多女嘉宾并不知道，这个满脸青春痘的男生，继承了母亲的年销售额高达1.8亿元的煤炭公司，从经济实力上直接“秒杀”了江苏卫视《非诚勿扰》里引发争议的拥有600万个人资产的富二代刘云超。这样的人物显然是相亲节目收视大战中的一剂猛药，该期节目也成为《为爱向前冲》网络搜索率最高的的一集。 “富二代”一词向来是话题的富矿。几年前，中国的财经媒体开始用专业的角度剖析中国断裂的商业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新陈代谢，富二代的接班所影响的层面包括了产业、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现如今，他们又多了娱乐价值，和明星们的绯闻，高调“选妃”等等，都将这个群体纳入一个既定的评价体系当中。

　　如果过分关注可以算是历练，对于这个群体而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被妖魔化的生活

　　不少人在电视机前讪笑。刚毕业的大学生袭得志，除了富二代的光环之外，他自己的骄傲只有在某次大学生“劲舞团”比赛中，获得第5名。劲舞团是一款主打舞蹈休闲的网络游戏，以玩家的低龄化而著称。

　　富二代也被称为Rich2G，社会对“富二代”的定义是：上世纪80年代前后出生、最早一代企业家“富一代”们的子女。

　　人们更愿意相信世界是公平的，含着金汤匙出生他们却是无比的自私和浅薄。在资本世界毫无话语权的人毕竟是绝对的大多数，社会资源的高度集中使得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少，危机意识被放大后，我们常常需要心理暗示才达成某种平衡。 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这是一个被戏剧化的阶层——民营企业目前对于中国GDP总量的贡献大约为70%，庞大的体量保证了这个阶层拥有足够多的人数基础和样本，足以让他们成为一个具有共性的群体，并迅速演变为被妖魔化的社会焦点。

　　从某种角度上说，他们的境遇并没有比父辈们要好，在三十多年前，“万元户”这个称呼曾经代表了财富瞬间增长背后的粗鄙和投机。而富不过三代也不是诅咒，二代顺利接手的几率是40%左右，而到了第三代，企业还由家族继承人掌管的不到10%，家族企业的问题全世界都一样。

　　“这是一个尚在成长之中的阶层。”吴晓波说。成熟阶层除了共有的社会性之外，一个最重要特征是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他们需要找到自己的行为和话语方式。这一代人本身很脆弱，所以整个阶层的自觉性是不够的。比如在美国，我们在纽约华尔街吐了一口痰，第二天报道出来就是"一个中国人在华尔街随地吐痰"，你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我觉得富二代现在也要有这样一个阶层自觉性，他们开着宝马到处乱跑的时候，其实最终社会舆论攻击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富二代阶层，这个时候，整个阶层的自觉和自律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而事实上，财富并没有带来身份上的更多认同感，和其他阶层一样，他们对自己未来将要在商业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那么的清楚。”

　　有钱人也不快乐

　　尽管如此，他们的探索已然开始了。今年5月，“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下称"接力中国")”就计划以“新一代企业家”的新提法代替“富二代”这一称谓，希望能在企业家这个本体上得到社会认同。

　　作为接力中国的秘书长，黄艳最常被别人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和这么多有钱人相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她不假思索：“ 有钱人也不快乐。”

　　这是一个特殊的团体，由企业家二代为自发组织，他们大多数是70后、80后，几乎都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有70%的会员有海外留学背景。目前协会已经拥有200多名会员，活跃的会员包括了江南最大的私家园林静思园的总经理陈天红，长城电器集团执行总裁叶凡，汤臣集团的汤子嘉和三一集团的梁在中等。

　　2008年中旬，那时的上海有一档叫“头脑风暴”电视的节目，青年人的思想和创意得到资本关注，浙江嘉兴富二代陈豪和几个朋友在 “风暴”之后，萌生了组织一个由企业接班人构成的非赢利性共同体。类似的精英机构还有比如香港的“百仁基金”，耶鲁大学的“骷髅会”。 与他们父辈参与的传统商会不一样，一代企业家是出于生意上的强强联手，而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他们更强调精神层面和生活上的交流。

　　接力中国的口号只有4个字：志同道合。会员们除了交纳会费，在申请时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你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及社会有什么样想法。

　　《中国企业家》的记者雷晓宇对他们的评价是“被催熟感”。“坦白说，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没有成为一把手，或者现在还在自己创业，从事与完全父辈不同的行业，规模还很小。但是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无论是社会上可以给予参照或者是父辈经验，都还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答案，比如如何接班，如何摆脱父辈的阴影建立自我，这些难题暂时无解。在他们成长的圈子里，比如高中同学和大学同学，普通的孩子是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困惑的。到了商学院里，学校的目标是培养职业经理人，但职业经理人不是最终的决策者，他们和企业家所担负的压力和责任是不一样的。他们有很强烈的孤独感。”黄艳说。

　　在很多私底下的聚会里，这种不安表现得更为具体。长三角的小型民营企业多多少少有着行业裙带关系，他们的话题经常是隔壁市里某某厂子倒了，而自己是否要放弃父辈的积累，投身一个新兴行业。

　　一份名为 《民企二代生存现状调研报告》显示，72%的“富二代”认为现在和父辈时代的成功模式有很大不同，而49%的“富二代”并不赞同父辈的经营理念，更为夸张的是，95%的子女表示不愿意接班。 吴晓波认为这组数据有待商榷。一代企业家还在一把手的位置上，因此十年之内，这种调研都是不成立的。“谁让他是我儿子？从他生下来，我就考虑了让他接班！”福建匹克集团董事长许景南认为子承父业天经地义，中国是一个家族观念非常重的社会，到了必须传承的时候，子女们的真正意愿往往得不到考虑。

　　黄艳并不否认在会员里，有些人并不是企业经营管理最为合适的人选，或者说他们对于管理根本没有兴趣。有些人的专业是计算机，有的则认为自己在艺术上更有天赋。最典型的例子是俏江南的汪小菲，他在法国学的是艺术设计专业。但是他们没有自由，无论愿不愿意，只有一条路和一个身份，就是成为一个企业家。在他们中间，优胜劣汰的法则并不会因为经济基础的牢固而不发挥作用，零点咨询的袁岳认为，1/5的富二代是游手好闲的。至于剩下的努力或挣扎的人里，资质超群商业天才的比例也不会比普通人群中高。真正高的只有压力，做得差被认为理所当然，做得好也是因为有了父辈荫泽。

　　她打了个比方，“我毕业进入咨询公司，一年有20万至30万元的收入，我妈妈非常满足，觉得我太有能力太会挣钱了。可是如果换成他们，一年挣这么点钱，他们的父母会觉得这个孩子非常没有出息。”

　　他们急于摆脱父辈成功带来的困扰并证明自己。诸如父子在企业走向上意向不合，儿子不愿继承父亲的事业继而砍掉手指等等故事并非夸大的传说，发生在两代人身上的代沟，由于承载了太多的期许和责任，造成了代际传承误区。 财经记者李翔讲了个故事，主人公家里在山西生产汽车特种钢材，生意做得非常大，他从小被送到德国读书，他与奔驰等企业的高层私交甚好，对于行业特征十分熟悉。回国的时候，因为喜欢当地的一个酒吧，他将其买下后，并把所有建筑材料和部件运回山西老家，在当地复活了这个酒吧，平时主要供他和朋友们聚会。这个小故事展现的是潜在的矛盾，两代人生活方式的碰撞并不亚于酒吧对于这座小县城观念上的冲击。

　　事实上，生活方式的差异存在于各个阶层的新旧交替之中，并不只是企业家家庭独有的——70后、80后的年轻人普遍更加独立且自我，他们愿意在自己身上花费更多的钱。

　　不过，这个阶层还是有自己的特点，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不是单单为了享受而买，而是为了彰显自身企业的实力。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不能带你去看我的工厂，但是可以让你看到我的车。”

　　系统的专业技能学习和环境浸润使得他们专业且注重效率。吴晓波认为他们的贡献是，“他们对商业的理解和父辈完全不同，善待员工，保护环境，依法上税这种意识，对于上一代上来说，是需要教育的，而他们就认为这是商业社会必须的法则。” 在接力中国草创之初，协会的社会回馈便被提上日程。年轻的一代想法不大一样，传统的企业家做慈善，都是直接投资的形式，阿拉善基金会是其中的代表。一代企业家功成名就，能有很多的资金和精力来做慈善。接班了的新一代企业家和未接班的富二代们光是资金就有困难，因此他们在选择有限的项目时更看重的是杠杆效应，它是否有很好的推动力来形成社会对受助者群体的关注，并且具有可持续性。

　　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他们更愿意将钱投入事业当中。“虽然公益是在社会上构建阶层形象最好的方式，但创造税收和办好企业，才是年轻企业家最大的社会责任，两者关系好比本末。”黄艳说。

　　他们的未来

　　接力中国的会员们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对是否接受媒体采访有过激烈讨论。在此之前，他们的前几次大会上，媒体是被允许自由出入的，他们毫无戒心，和盘托出，于是商业运作的细节和一些私人事件见诸报刊。

　　金钱是最好的保护膜。在残酷商业世界之外的他们，有时候率性而单纯。

　　很早之前美国小说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 《富家子弟》中就写过，“这些富裕得非同一般的人，他们与你我不一样。他们从小就拥有和享受，这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在我们坚韧的地方他们软弱，在我们深信不疑的地方他们玩世不恭，以一种不是生来就富有的人难以理解的方式。” 在这一点上，黄艳和协会的其他工作人员深有体会，“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会讨论社会变革的意义，毕业时研究要进入哪个行业，而现在朋友聚会，谈的是房子、车子和孩子。但是，你和他们一起时，或者他们在一起时，并不会涉及到这些。快速创造财富的他们反而还拥有我们已经被磨平的精神追求。他们会说等企业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我就去开一个完全免费的养老院。”

　　其实，在占领道德制高点进行批判时，首先应该进行的是概念的划分。“富二代”有着很宽泛的概念，有钱是结果，但是实现途径不尽相同，民企二代是里面比较特殊的人群，他们父辈大多有过艰难的草莽时期，用吴晓波的话来说，现在的民企在中国也只是“三号男主角”。这种特质决定了他们无论是对企业，对社会，都有更为强烈的责任感。

　　“如果未来的中国是一个正常的商业社会，二代企业家代表了未来。”吴晓波说，“这个群体发育完成意味着一种商业肌理的健康状态，他们理性而且成熟。可以参照的样本是德鲁克写于1945年的《公司的概念》这本书，这是美国企业家阶级意识崛起的著作，他告诉我们，公司生活实际就是一个社区，企业主与工人两个阶层之间的和谐非常重要。” 黄艳则认为如何正确地对待富二代，将是未来社会一个很关键的议题。有民企就有二代，他们必然天生就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与此同时，也拥有非常大的能量。“将这股能量往好的方面引导还是往坏的方向导向，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力是不同的。如果往好的方向，将是社会进步一股非常大的推动力。单纯的压制和负面评价，对于这个阶层的成长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谓的二代阵痛在不久的将来将会看到结果，在此之前，预测评价都只能是实验性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任何人都是过渡者，重要的是我们前行的方向。 （经济观察报 施健子/文 ） (来源：新华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