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侵权责任法令“尊严有价”

　　法治观察

　　邓海建

　　2010年7月1日，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正式实施。

　　这部早在2002年就于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初审的法律，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次以侵权法命名的成文法律。它在立法上填补了中国人诸多“权利空白”，被舆论誉为因应新形式侵权行为、大规模侵权现象的法制利器。

　　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其实并不在于杜绝侵权或违约，而是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则，合理厘清侵权和违约责任大小及归属，并对侵权和违约提供一套完整的补救或赔偿制度。譬如侵权责任法所涉及的产品缺陷、交通事故、医疗损害、环境污染、网络侵权、动物致人损害等内容，并不是与此前的法律体系毫无关涉，而是新法对有了更多权责对等的界定，对行为与责任有了更合乎公平正义的规制。

　　侵权责任法的亮点很多：譬如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确立了同命同价赔偿原则、体现了权利平等；对解决长期存在的医疗纠纷有可操作性意义；对个人隐私权加以保护，成为我国立法上一大进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变化，体现了一个国家立法行为的价值取向，彰显了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发展程度，辉映着民法乃至民主法制的未来。

　　“无救济则无权利。”侵权责任法涉及生命权、健康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它的施行意义并不在于提前预防，而在于事后救济，以罚则赔偿消弭权利人被无辜侵权的种种可能，进而保障人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对侵权责任法的期待，并不在于一法解千愁，而是希望权利尊严在被侵害之后，能有一个救济性的、公平公正的“体面价格”。

　　就此而言，新法实施仅仅是一个开端，起码还有几件事情亟待积极跟进：一是事关尊严的精神损害赔偿，尽管侵权责任法第22条明确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谁来界定？如何界定“严重”程度？赔偿依据指向性何在？这些关键问题还需刚性的解释配套；二是惩罚性赔偿应及时显形，譬如新法第47条规定的“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但什么叫“惩罚性赔偿”？新法并无明确规定。正如专家所言，“通读整部法律，对于侵权赔偿，依然是沿袭补偿"受害人损失"的思路，对于法律界呼声很高的惩罚性赔偿没有完整纳入”。结果就是在规定侵权人承担责任的八种方式上，看不到法之严苛，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这些方式离惩戒侵权行为的应有力道，尚有十万八千里。

　　以责任捍卫权利、以赔偿威慑侵权，这当是新法的灵魂与生命力。尤其在面对“惩戒不到位、侵权无止境”的现实时，如何让“有侵权即有赔偿”原则不再“廉价”，如何让有价的尊严从新法中获得尊崇地位，这些命题既考验着执法智慧，也考量着新法的底线与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