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兰普中：美关系的四个战略挑战

　　中美关系的四个战略挑战

　　戴维·兰普顿

　　美中关系从根本上讲是稳定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仍将如此。但双方关系在战略上的四个相互不信任的来源，如果得不到华盛顿和北京的充分关注，就会像癌细胞一样发生转移。

　　最近10年来，在战略上的彼此不信任，在美中两国的流行书籍与文章中显而易见，从《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毫无限制的战争》、《中国即将崩溃》，到有关“吃了激素的中国”的文章，包括《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时候》，以及约翰·米尔斯海默和罗伯特·卡普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地缘战略理论。但人们无法回避的一项结论是，两国社会精英分子发现，彼此是不可或缺的盟友。

　　美国人的自我感觉，有了一端到另一端的摇摆。

　　2001年，沉浸在有关苏联垮台的兴奋以及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表面上在全球范围的胜利之中，美国的自我感觉良好——在许多美国观察家看来，中国前景似乎有限。

　　但是，将近10年以后，美国经济由于GDP的负增长而陷入困境，而中国则处于中等高度单位数字正增长的状态之中。一种新的文献出现了，转移到相反的极端，其代表就是（非美国的）马丁·雅克的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

　　在该书第一部分——题为《西方世界的终结》中，他说：“虽然我们正在目睹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但在经济上，中国是最重要的，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它是新世界的承担者和推动者。在仅仅10年内，它的触角就已经延伸到东亚、中亚、南亚、拉美和非洲各地……鉴于中国有希望变得非常强大和不同，所以一个难以抵制的想法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崛起将预示着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

　　为这种战略上的彼此不信任提供证据的，不仅包括两国学者和新闻记者的著述，而且还有现实方面的有形反应。因此，战略上的相互不信任是对中美关系的一项核心挑战，其四项主要因素促使人们感到不安，如文后所述。

　　但尽管如此，北京和华盛顿也一再发现，彼此的关系处于转折点，并且毫无例外地放弃了做出本来会造成双边关系持续恶化的决策。北京和华盛顿都跳起了一种微妙的舞蹈，就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最终迅速恢复了合作。简而言之，有强大的向心力维持着两国关系，尽管拉动这种关系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力量最受关注，这也是我们现在要谈到的主要议题。

　　第一：确定双边关系的挑战

　　最近流行起来的有关美中关系问题的一项定义，由罗伯特·卡普兰做出，他提出的问题是，美国能否“致力于保持亚洲的稳定，保护自己在那里的盟国，并限制一个大中华的出现，同时避免与北京发生冲突”。

　　对于这一方针，我的问题是并不在于实现维护亚洲稳定的目标，也不是在于向盟国表达承诺，而是把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确定为“限制一个大中华的出现”。这实质上就是一项零和方针，其所依据的假设是中国获得好处，而牺牲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国的利益。这种方针将会使战略上的相互猜疑加重。然而最根本的是，这一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卡普兰对这一问题的定义起码具有两项缺陷。

　　第一项是，它使中国扮演破坏稳定的角色，而又不承认中国实际上或可能起到稳定作用的重要情况。实际上，中国经常是相当有帮助的。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此次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金融和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超过1/4个百分点，这并非微不足道，尤其是在这样的坏年景。另外，中国在六方会谈中扮演了建设性的角色，等等。如果使人们仅仅关注中国实际上和可能的破坏稳定的行为，将忽略中国对稳定做出的贡献。

　　在有关美中关系的国家挑战方面，卡普兰定义的第二个缺陷就是，日益突出的安全问题并不是完全属于军事领域，而是提出了全球变暖、全球制造业链条的安全、计算机网络安全、危险的技术和材料的扩散以及全球渔场等问题。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将能够“限制一个大中华的出现”，同时赢得中国在应对跨国安全挑战方面的合作。在卡普兰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题为《中国力量的地理位置》一文中，“合作”一词甚至连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因此，如果说卡普兰式的美国关于美中关系的国家战略任务的定义不够充分，那么什么会是一项比较富于成果的和较少自我拆台的方针呢？这样一项定义的要素会表述如下：

　　与中国等伙伴国合作来保持该地区稳定的大国均衡；与该地区和中国合作，以保持和开发对于经济与人类发展来说所必需的安全与人力基础结构；解决构成本世纪生存方面的挑战的跨国问题——粮食、能源、气候、核扩散、资源的提供（尤其是水），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用现实主义的术语来说，问题就是如何满足不断崛起的一个大国（中国）对于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与声音的需要，并回避这个崛起中的大国的不耐烦与任性行为，同时，作为一个从前的霸权主义大国，美国适应了一个较为多元主义的世界，在其中，结果必须通过谈判实现，而不是强加于人。

　　第二：错误地估算两国实力

　　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必须同时牢记几个有些相互对立的概念：中国日益强大，中国具有相当多的弱点；美国有着严重的问题，美国仍然十分强大，并且拥有自我更新的巨大能力。如果过分强调任何一项特征，而忽略对其他问题的矫正，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如果夸大中国目前和在中期内的实力，就会助长有关威胁的看法；这就像低估中国的能力一样。中国如果对美国的实力加以低估，就可能会造成不谨慎的自信姿态。此外，如果中美两国不对自己的优缺点做出切合实际的评估，的确也会招致错误的估算。

　　在全球范围内，不仅就绝对数字，而且就人均数字而言，美国都仍然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虽然中国在经济实力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中国的起步基点很低，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总份额仅仅相当于其大量人口实现均等状况所需的很小一部分。当然，虽然按照中国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目前十分有限，但是它在改革时代中迅速增长，从1978年的0.91%攀升到2009年的6.96%。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已从1978年的0.8%上升到2007年的7.7%。中国以意义深远的速率增加了自己所占的全球份额，尽管无论是就绝对数字还是人均数字而言，它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在保持自己在全球产出中所占的份额方面一直比较成功——无论是与欧盟还是与日本相比，都要成功得多。美国农业部的《国际宏观经济数据集》显示，1969年，欧洲15国占全球GDP的35.78%（处于峰值），而2009年却仅占27%。日本1982年处于峰值时占全球GDP的11.08%，而2009年则下降到8.69%。与此形成对照，美国的峰值为2002年的30.67%，2009年所占份额为29.26%。

　　然而，美国人对美国相对于中国的地位的看法很悲观，这可能是不应当的，尽管这种地位有所下降。

　　本文的结论是，有关美国衰败的言论是夸大其词，尽管对美国来说，一项核心挑战将是在附加值链条上保持领先于中国等国的地位。如果在追求高附加值的竞赛中领先地位缩小，美国在军事、经济和知识方面的主导地位就会逐步下降。

　　谈到对中国力量的评估，美国人对中国经济目前的和未来预期的扩展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最起码在今后的20年里，很可能会继续高速增长。但尽管如此，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将会在途中遇到很多不确定因素。最大的制约因素之一就是人口：中国的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到2040年，与美国人口相比，中国人口将会老得多。更确切地讲，2005年，11%的中国人口年龄在60岁以上（美国则为17%）；到2050年，中国的这一比例将会增加到33%，而美国则为26%。

　　因此，中国的真正竞赛不是在与美国之间进行的，而是与本国人民进行。中国人口的衰老速度可能会超过其获得医疗照顾的速度。此外，水等资源的缺乏也将对中国造成十分严重的制约，尤其是在中国北部。那里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2%，而水资源却仅占8%。最后，中国并没有把握在城市扩展、中产阶层扩大和经济差距拉大的时候维持稳定。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领导人将能够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应付这些挑战，但他们在这些严重的国内挑战面前，把外部困难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愿望仍将压倒一切。由于中国经济增大和更为复杂，由于其人口迅速老龄化，还由于随着中国沿着生产潜力曲线上升，经济的边际收益越来越难以实现，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几乎肯定会放慢，尽管最起码在20年内中国经济仍会快速前进，只要不会出现没有预见到的经济灾难的话。

　　简而言之，双边关系中在战略上的相互不信任的来源之一就是，美国人对美国在有关中国实力的夸张面前的软弱感到不应有的惊慌。

　　第三：中国“改变博弈”的愿望

　　在最近访问中国，以及与中国官员、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的交谈中，使我感到警觉的是，中国领导人及其公民当中都有一种日益强烈的权利意识，这是一种感觉。

　　由于中国30多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记录，及其十分出色地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期危机的考验，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一种认识是，对于国家自豪感方面的旧的伤痛，再也不需要默默地忍受，其他国家的实力衰弱十分自然地意味着，从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应当更加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许多中国人对于别人的说教感到厌烦，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最近的业绩十分出色，国家的未来潜力是巨大的。

　　这种感觉由于正在发生的世代交替而复杂化。正如中国学术界的一位高级领导人2010年年中对一批美国人所说：“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有一种普遍的不同感觉。25年前的世界完全不同。”他接着说，以前的中国学生会对纽约的摩天大楼惊叹不已，而现在的学生却在纽约看到了肮脏的街道和管理不善的机场。

　　正如在中国接受采访的一位外交界资深人士对我所说：“坦率地讲，这些令人烦恼的因素总是存在——变化发生在中国方面，因为民众对美国干涉的容忍程度‘大大下降’。如果是发生在10年前，中国政府可能会与人们讲道理，但现在却不能。国内对美国胡作非为的接受程度越来越差。这是公民社会的自然发展，也是中国的崛起所使然……可以见到有影响的学者说，美国应当付出代价，中国人失去耐心……中国人正在施加压力。”

　　第四：挑战和对策方面的动态关系

　　除了对30年来政策方面的成功和对竞争对手日益衰败的看法所产生的自信之外，还有一种几十年之久并逐渐加速的挑战与对策方面的动态关系，也促使双方在战略上彼此猜疑。

　　中国政府在1985~2000年期间做出的三项战略决策促使美国感到担忧。第一项，是1985年开始中国军事思想方面的深刻变化，即不是像过去一样愿意在内地打仗，诱敌深入，而是想要使未来的冲突扩展到天空、海洋和太空。当然，中国有理由做出这种转变，假如这一系列条件摆在美国的决策者和公民面前，他们也会做出许多相同的决策。中国在战略决策方面的第二项关系涉及台湾，关键的年份是从1995年到2000年，台独情绪在台湾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使得中国确信，两件事情是必要的——对台湾宣布独立实行“威慑”，并加强军事力量，以使美国今后进行干预的风险和代价增大。第三项是预算问题。1978年以后的10年里，中国在军事开支上保持低水平，把可用的资源用于经济增长，努力缩小陆军的规模，但之后这发生了改变。

　　但目前，我们距离冷战规模的上升螺旋甚远。奥巴马行政当局最近发表的《核态势回顾》（2010年）剔除了自从2002年以来布什政府报告中一直存在的有关台海问题的挑衅性语言，这是值得称赞的。

　　保持战略稳定和避免出现上升螺旋，涉及讨论两国在太空、网络空间、反导技术和精确制导的常规武器等方面正在进行的工作，而且这种讨论变得更加紧迫。

　　政策涵义

　　以上分析显示出，要想减轻战略上的相互猜疑，美中两国必须采取几个与政策相关的行动方向。

　　第一，美国对自己感到不满的时候，就会对别国感到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是中国）。华盛顿能够为美中关系所做的，首先是使美国经济恢复健康的基础，并为在经济和知识领域的长期增长奠定基础。还要形成财政方面的可持续的局面。

　　第二，如果日本和欧洲恢复经济增长，遏制各自实力地位的下滑，在一些方面对美国来说会是有利的。欧洲更大程度的一体化会对美国有利，尽管并不会没有摩擦和复杂问题。

　　第三，中国的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美国衰落的毫无根据的设想，以及民众感觉到被美国人夸大的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实力。两国领导人都需要切合实际地了解本国的长处和局限性，以及对方国家的长处与局限性。领导层如果不仅访问对方首都、纽约和上海，而且访问其他地方，也许会对两国领导人和他们所携带的大众传媒有利。

　　第四，奥巴马政府矫正布什政府在防务和核政策方针方面的一些挑衅性语言，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如果在航天政策方面采取类似的举措，也会很可取。实际上，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冷战的高峰期美苏两国进行较高程度的太空合作的可能性，似乎超过了现在与中国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第五，美中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要比美中关系的其余方面落后几十年。每当发生双边摩擦的时候，两国军队之间的意义深远的讨论与互动就会首先放慢或者停止，而且最后得到恢复。最近最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是，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军队之间在亚丁湾进行的有限的合作。

　　第六，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很重要，因为这是官僚机构对布什政府的战略经济对话的一种扩展的版本。然而，虽然这一对话的内容得到扩展，财政部和国务院的作用也实现了平等，但是这一机制已经从每年召开两次会议（按照战略经济对话的模式）改变为每年一次。尽管目前的机制值得花费时间，但是在会议的间隙能否产生实质性的成果，对于这一对话的成败至关重要。

　　第七，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减轻战略上的相互猜疑可以利用的最强大的融合力量。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美国也需要在中国进行更多的这种投资。2005年，中海油公司试图收购尤尼科公司，结果没有成功。这是十分不幸的，因为这阻碍了中国在美国进行本来会创造就业机会的外国直接投资。我在与美国国会议员打交道方面的经验导致我得出一项明确的结论：通过外国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可能会使双边关系降温——如果这种投资是负责任的和遵守国家法律的。中国最近在南卡罗莱纳州、肯塔基州、明尼苏达州和内华达州的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表明，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情况也是如此。类似的，尽管美国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外国投资者，但是美国在每年流入中国的非金融性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已经从2000年的10.8%下降到2008年仅仅3.2%的年度总额。

　　最后，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和商务部长加里·洛克都要求美国实行出口管制方面的改革（不仅是在对中国的出口方面）。这种要求所依据的总的指导方针是，要减少管制，但却更好地管制重要项目。这将有助于经济增长和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因而在这些方面是十分可取的。

　　由于战略上的相互不信任的根源在于美中关系的许多方面，所以应对和减轻这种不信任，将是一项长期和多方面的任务。

　　（作者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研究项目主任、著名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曾任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会长达十年之久。文章发表于美国全国亚洲问题研究所（NBR）出版的《NBR分析》2010年6月号。清华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尹宏毅译，全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