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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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生育是打工妹返乡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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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乡打工妹们的人生期望值已经与外出打工前大大不同 |
乡村版“女海归”
被返乡打工妹改变的乡土
这些“农村版的海归”带着增加了的人生资本返乡，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她们下一代的人生和中国乡土社会的面貌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 特约撰稿贾春娟发自北京 汽车颠簸地开进宁夏自治区原州区张易镇，孟宪范坐在车上，一边在脑海中勾勒着与此行拜访对象会面的场景，一边注视着车窗外这片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入“世界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
然而，当她见到阿红时，这位走南闯北，研究多年妇女问题的学者还是有些许惊讶——阿红穿着碎花雪纺上衣，配着笔直的黑裤和时髦的黑包，用普通话礼貌地说着“您请进”，落落大方地将孟宪范引进自己窗明几净的新家，地板革铺地，白色吊顶，粉色窗帘配着同色的床单……一切都超出了一个中国西部普通农民家庭通常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
6年前，17岁的她因为家里贫穷辍学去甘肃省会兰州打工，在一家面条工厂里每天超负荷工作。后来因为年龄大了，22岁回来结婚生子，现在她的丈夫还在兰州打工。阿红说，新房是用自己外出打工赚的钱盖的，算村里比较好的房子。
现在阿红仍保持着在城市里打工时的时尚穿着，也爱用品牌化妆品，每个星期都会去镇上澡堂洗澡，只是在晚上没有网可上时，阿红常常会想念在城市的生活。
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像阿红这样的返乡打工妹。她们在花季年龄离开家，将青春献给了城市，等她们回到农村后因为之前在城市生活的经历和改变，让她们有一种身份的不适应感。另一方面，她们从城市里带回来的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农村。
为结婚育子踏上返乡之路
两年前，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们开始设计“返乡打工妹状况考察”项目时，发现自己面对的是研究领域的一片空白。
两年后，经过与同事们长时间的实地调研，孟宪范（妇女研究中心主任）已经能对返乡打工妹的特征如数家珍：“家乡在中西部，儿童、少年在贫困中度过，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现在是中年，多负有照顾老、小的责任；经历过城市工业文明的洗礼；经历了从贫困到初步小康的过程，相信未来，相信明天比今天好。”
和返乡的阿红一样，十五年前，阿花初中毕业便放弃了学业，年方二八懵懂无知的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想像，揣上八百块钱义无反顾地踏上离乡的山路，来到上海投奔表姐。
春寒料峭的夜晚，大雨不期而至，她拖着两个行李箱挎着一个背包在风雨飘摇中踉跄而行，狼狈不堪的情景成为她此生刻骨铭心的记忆。由于没有手机，几经周折才找到表姐，跟着表姐在当地一家服装厂打工。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同乡男青年小吴，在异乡组建了一个小家庭。
婚后不久，丈夫继续在外谋着生计，有孕在身的阿花回到了民风纯朴的农村老家，继承了公婆家的杂货铺。
时光荏苒，儿子已经6岁了，在镇上的小学读一年级，阿花出了家门要么往南，走个十多分钟，到学校接儿子，要么往北，走不了几步，到杂货铺做生意。日子像钟摆一样有规律地来回游走。不过，阿花打算过两年孩子大些了再出去闯闯。
课题组在分析调研数据后发现，打工妹有两次外出高峰。第一个高峰是从初中毕业后到婚前，在人生的黄金阶段为城市建设奉献青春，到了适婚年龄，返乡结婚生子。等孩子在生活上对母亲的依赖逐渐减弱，便交给老人抚养，再次进城务工，形成打工的第二个高峰。至女工怀第二胎后再次返乡。
“在这之后，在年龄增长、自身劳动力市场优势渐失及家务负担渐重的双重作用下，一些妇女会不再外出打工。”孟宪范说。
照顾孩子、返乡解决婚姻问题、照顾生病父母是打工妹返乡的三大直接原因。而女性因为结婚生育而回流的几乎占到回流原因的一半。
农村的“教师与训练员”
返乡的打工妹们在老家大都是引人瞩目的，她们从头发到衣着，从谈吐到行为举止，都是关注的焦点。有时候会不自觉地向别人秀一下自己的普通话……
孟宪范给了返乡打工妹一个美丽的称谓——农村版“海归”。她认为，就像海外留学归来的学子一样，出门见识过外面世界的打工妹返乡后带回了工业文明的因子，比之外出前或未曾外出打工的妇女，无论是个人参与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方式，还是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村里，阿花那一头的大波浪和叮当响的大耳环还是显得有些鹤立鸡群。看到有村民随地吐痰或乱扔垃圾，她总会忍不住说两句，似乎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维持一个像城里那么整洁的卫生环境，但结果总会惹来些白眼和非议。
回家刚开始或许流连城市的繁华，“阿花们”对乡间的寂寥和单调生活多少有些不适应，然而与城市中透支青春和健康的高负荷劳作相比，她们也渐渐琢磨着如何在农村发挥用武之地。
31岁的阿英出生在江西省玉山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她，婚前婚后在上海、江西玉山和浙江义乌打工10余年。多年的经验，让她积累了企业管理以及人际交往的技能。
当她第二次返乡后，靠着打工期间积累的人脉和资金，和丈夫在玉山办起了负责来料加工的缝伞厂，五六万的投入、五六台缝纫机，十几个工人。半年后，凭着阿英的魄力和诚信，以及正规的管理手段，缝伞加工厂扩建为制伞厂。现在工厂的固定资产已经有100多万，工厂有百十人，外面为工厂做活的还有约1500人。
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返乡打工妹不再安于世世代代“土里刨食”的农耕生活，普遍注意捕捉发展机会。
宁夏固原张易镇田堡村的梅姐，文化程度仅为初中毕业。她婚前和婚后在本省餐馆、北京制衣厂和内蒙建筑工地打工多年，后来因照顾孩子返乡。
“坐到这个地方，你啥都不知道。到外面打工，特别是上了一次北京，让咱们见识多了。”返乡后，她“总想自己干点啥”。正是由于她思想活跃，有强烈的发展意识，2007年当上了妇女主任。最近，她正在“给镇上打个报告，让我们这里办个养猪场”。
“可以看出，这是全新的一代村干部。返乡打工妹携带着新的知识结构和现代意识参与村庄生活的管理，为村民服务，将会给新农村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课题组专家、社科院的陈午晴博士感受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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