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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打工妹成城市化欠账缩影 重塑乡土改变下代

来源:新华网
2010年07月06日09:28
阿英的制伞厂小有规模。 孟宪范/供图
阿英的制伞厂小有规模。 孟宪范/供图

打工妹大规模回流反映了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迁移障碍
打工妹大规模回流反映了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迁移障碍

  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

  与男性农民工相比,抚育下一代的责任往往更多寄托在女性农民工身上。

  阿花就像对待一件绝世珍品一样用心雕琢儿子,整天千叮咛万嘱咐,要好好读书,读书多了才会有大出息,坐大办公室,开小汽车。

  阿花说,将来要是孩子学习好,自己一定把他送到县里升学率最高的中学去,争取让他考上大学。要是孩子成绩跟不上,她也想像城里人一样,给孩子请辅导老师补习功课,虽然这在村里并不好找,但无论如何绝不允许孩子像自己当年那样轻言放弃。阿花坦言,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孩子教育好,她期盼着有朝一日下一代能够用知识来改变命运,摆脱贫穷落后。

  在课题组接触的中西部6个农村地区的几十个案例中,大多受访女性缺少接受教育的机会,传统的乡土观念和家族意识,往往把读书求学的机会留给了她们的兄弟,有些人至今仍然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因为辍学和贫穷,这些农村女性不得不早早离开家乡进城务工。

  然而在城市求职过程中,面对招聘单位对于应聘者知识、技能的明确要求,“找工作的时候吃了没有文化的亏”,是打工妹们最为深切的体验。正因如此,回乡后,她们对于子女教育寄予极大期望,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曾在北京做过旅店服务员的湖北姑娘周莉,最大的愿望就是回乡办学,“希望家乡孩子不要受我这种苦”,她还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到城市受到好的教育,“不然,我的努力就白费了。”

  “她们正努力切断农村妇女因缺乏受教育机会而产生的命运代际传递。”在孟宪范看来,“推动世界的手是摇摇篮的手,母亲的素质决定着民族的未来和命运。”虽然返乡,但打工妹们的价值观依然影响着家庭与子女,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正悄悄地影响到民族的未来。

  她们是城市化欠账的缩影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 特约撰稿贾春娟发自北京 在北京火车站东侧小饭馆林立的街边,青萍注视着每一个从身边走过的行人,只要是身上背着行囊手里拖着行李的人,她都会上前问一句“吃饭吗?家常炒菜,又快又便宜。”这就是青萍在北京的工作,在路边招揽客人,去自家店里吃饭,俗称“叫饭”。

  今年37岁的青萍,来自安徽,整年的风吹日晒使她的皮肤黝黑,无情的岁月已在她脸上留下清晰的刻痕。这不是她第一次从老家外出打工。16岁时她曾进入广东东莞。两年前因为长期在流水线工作过度劳累,被机器削去了一截拇指。在得到一笔微薄的赔偿金后,她回到老家。

  而在她33岁那年,老公和弟弟相继患急症过世,家里的顶梁柱瞬间轰然坍塌,看着咿呀学语的孩子和年逾七旬的婆婆,她欲哭无泪,一年后,终于经同乡介绍来到北京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当了一名临时工。最初是刷碗,现在是“叫饭”。每月一千元的工资并不算高,但她说:“以我现在的年龄,找到这样的工作已经很不错了。去工厂企业打工?人家只收十几二十岁的小姑娘。”

  35岁那年,因腰椎间盘突出、糖尿病、心脏病恶化,青萍曾返乡医治,花费上万。家乡那边说不符合政策规定没法报销,北京这边也说不能报,青萍一气之下把所有的医疗费单据付之一炬。休养不到一年,身体稍有好转,她便又返京打工了。

  其实,在每一个城市,都可能在发生类似的故事,或是在工厂的流水线边,也可能在超市、饭馆、服装市场、美容店……打工妹们在最优劳动力年龄段进入城市,在失去劳动力优势时返乡。

  社科院调研组通过在江苏昆山等较发达地区的调研结果表明,很多企业招聘员工的年龄要求都是18~22岁左右。这里的好处不言自明:她们反应快,动作敏捷,能耐受长时间连续工作,身体健康。

  而在打工妹一方,福利的缺失使她们不能在城市完成生育和抚育婴幼儿的过程,只得返乡,遇到天灾人祸更是无力支撑。所以,表面上是她们自愿辞工回家,实则折射的是福利排斥的结果。

  根据孟宪范论文中的《2006年16-65岁正规就业者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年龄分布表》,不难发现,农村外出务工女性大多在十六七岁就早早来到城市谋生,20至25岁是她们的劳动高峰期,而到了30岁,她们的自身劳动力市场优势渐失,开始返乡。而30岁对于城市就业女性来说,只是刚刚开始进入她们事业的高峰期。

  诚然,打工妹返乡给农村带来了现代化的改变,但她们身上也折射出我们城市化的欠账。

  孟宪范的观点是:“就中国而言,城市化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大方向。采取外来人口友好政策是必然趋势;现在这种流动人口钟摆式地往返于城乡之间是违背城市化大方向的,打工妹大规模返乡也不可取。”

  目前这种打工妹大规模返乡现象也让我们警醒,城市化的进程还面临着有流动而无迁移的种种问题。孟宪范说:“‘返乡’主要反映着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迁移障碍。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背后包含的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制度等,让包括打工妹在内的农民工们无法享有城市居民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上的福利。”

  这样的城乡二元化,让很多打工妹成为在城市中徘徊的“无脚鸟”,不知何处能安身。最后的的情景,借用广东打工妹诗人郑晓琼在《黄麻岭》的诗句:“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 (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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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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