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历史：故宫文物南迁打响“文化抗战”(图)

　　历时10余年，辗转上万公里，百万余件文物无一损毁遗失……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故宫博物院文物大迁移堪称中华民族在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上创造的奇迹。

　　“守护文化和守护国土是一样的，故宫文物南迁是全国护宝、全民护宝的一次伟大行动。”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在完成“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考察活动后感慨道，“可以说，故宫文物南迁史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反侵略的一次胜利，是伟大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文化保护中的延续与浓缩。”

　　1933年2月至5月，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19557箱文物从北平运抵上海。1936年底文物被运抵南京。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这批南迁文物分三路在日军炮火下紧急迁移：南线，最重要的80箱文物经南京、长沙、贵阳，运往安顺；中线，9369箱文物由水路经汉口、重庆、宜宾运抵乐山；北线，7281箱文物装火车由宝鸡入成都至峨眉。另有2900箱留存南京。

　　“救焚拯溺”，参与南迁的第一代故宫人那志良曾用这样的词语形容转移文物之危急匆忙。“在码头或车站抢运文物的时候，一有警报，大家就马上躲起来，藏在火车下或是屋檐边，警报过去又出来继续工作。”那志良儿媳王淑芳说。

　　在李文儒看来，文物南迁是在兵荒马乱的条件下进行的，人尚难自保，近两万箱文物万里迁移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西迁，并没有一个详细计划逐步实施，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随机应变。在长沙、汉中、成都、重庆等地，常常是文物前脚离开，后脚便有敌机轰炸，时间之紧迫，间不容发。”

　　一家三代均结缘故宫博物院、参与文物南迁全过程的故宫博物院原文物保管工作人员梁匡忠曾说：“一队文物至少要一个士兵监守，车厢内要架机枪。押送人员和勤杂工要分班坐在车头和车尾。因为车头车尾更容易出事。”

　　“什么都遇到过。土匪、翻车、日军轰炸……压力特别大。”梁匡忠生前回忆，有一天快到郑州了，大家正在休整，日军飞机突然来了。“当时我父亲身体不太好，根本跑不动，眼看着躲不过炮弹了，一个工友跑过来背起他就跑……”幸运的是，这场轰炸没有对文物造成伤害。

　　川陕路上的土匪也让押送人员心惊胆战。“有一次，路被横放着的大树挡了，远处还聚集了不少人，才知道那是土匪。”梁匡忠回忆，“不过后来看到我们车上有机枪，土匪自己跑了。”

　　曾主持过南迁工作的庄严先生之子庄灵回忆说：“当时每到一地都可谓千难万险。我还记得在去四川的路上，走川黔公路过乌江桥时，下面是湍急的河流，中间是竹子与木板钉起来的桥，过桥时所有的人都要下车，让车慢慢开过去，我们跟在后面，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除了路途颠簸，战火也紧紧追赶着护宝人。在湖南时，护运人员本想将这一批国宝暂时存放在岳麓山湖南大学图书馆，但之后觉得战局不妙，于是马上迁走。仅过半个月，日军轰炸湖南，图书馆夷为平地。“事后大家都说，国宝有灵。”庄灵感叹。

　　“文物南迁保护的不仅是文物，更延续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民族精神。”李文儒表示。

　　李文儒说：“如果说抗战是全民抗战，那么南迁就是全民护宝。百万件文物、19000多箱、上万公里路程、长达十几年的时间跨度……所到之处，地方政府都是竭尽所能提供帮助和存放点，光靠故宫工作人员，连北京都出不去。”

　　据介绍，南迁文物在四川乐山和峨眉两地的存放时间最长，存放数量最多——17000多箱文物放了7年多，期间都是靠当地老百姓出人出力。

　　当年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故宫文物避寇记》作者欧阳道达的儿子欧阳定武告诉记者：“有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当地人搬箱子轻拿轻放，比熟练的搬运工都要仔细，他们为文物在乐山平安度过7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欧阳定武回忆，存放文物的箱子都很沉，一个人只能背一箱，大箱子要两个人才能搬动，所以搬运的时候就得依靠当地百姓。

　　文物南迁途中遭遇了大雪封山、汽车翻覆、船只遇难等种种险情，与此同时还进行了晾晒校勘、科学研究甚至远赴英国、苏联展览，整个过程中却几乎没有损伤毁坏，也没有遗失盗抢。这里面除了幸运的因素以外，文物典守之完备严密，文物装箱之巧妙科学，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抗战胜利后，文物返回南京前集中到重庆向家坡，工作人员还要同蚁害作斗争。

　　“当年，护运人员为防止白蚁由箱架穿孔直接进入箱中，他们在每个箱架之下垫上一块鹅卵石，白蚁要想进入箱体，必须在鹅卵石上用土筑成隧道。他们就伏在地上，挨个查看每块鹅卵石上有没有白蚁洞，通查一遍要半天，每天检查两次。天晴时，还要用开水浇地板、墙缝里的臭虫。”参与“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考察活动的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队员谈到此感叹不已。

　　（据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记者璩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