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岁以下女比男少2377万 光棍多是贫困人口

农民工正成为“婚姻剩余男性”的主体之一，并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B超成为直接“杀手”——

　　“女孩失踪”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从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到非法人工终止妊娠的“一条龙”黑市

　　我国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已经上千年了，为什么近30年才出现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少子化和B超普及是直接原因。”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日本、中国等具有男孩偏好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普遍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因为那时B超设备开始普及。许多人怀孕4个月后，经B超鉴定胎儿性别，男胎保留，女胎引产。

　　性别比失衡问题突出反映在农村。过去20多年里，考虑城乡差异，国家对农村的生育政策，实际上是生男即止的规定：头胎生男孩的，不再生二胎；头胎生女孩的，可以再生一胎。

　　“头胎生了女孩的，二胎便要千方百计生男孩。”据原新介绍，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查发现一个规律，孩次越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越高。2005年的出生人口中，第一孩的出生性别比为108.41，虽然偏高，但程度不严重；第二孩猛然升高到143.22；第三孩及以上孩次的出生性别比更高，达到了152.88。“有些村庄甚至3年内没有出生一个计划内的二胎女孩。”

　　“女孩失踪”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庞大的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市场。

　　据介绍，在江西、湖北、安徽交界地区，从事非法鉴定性别的活动由隐藏变为半公开，由“坐等上门”变为“上门服务”，鉴定时的怀孕时间由16周以上缩短为12周左右，由本地小范围变为有组织的跨区域大范围作业。在一些农民工聚集的“城中村”，“B超”、“大月份引产”、“药物流产”等广告牌随处可见，从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到人工终止妊娠，提供“一条龙”服务。

　　这些“B超黑市”的经营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前店后厂。开在街面的妇科诊所乃至药店揽生意，后边居民楼的家中做B超，鉴定费200元左右。如果是女孩不想要，约医院的医生来做手术。

　　二是介绍去医院鉴定胎儿性别。为逃避政府有关部门的打击，避免几十万元的B超机器被没收，一些中介诊所利用关系，带顾客去大医院，打着检查胎位等幌子，从“关系户”医生的暗示里，得知实情，如需堕胎，回诊所做手术。

　　“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翟振武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会有越来越多新的、易于普及的性别选择技术和人工流产技术问世，加强监管迫在眉睫。

　　重男轻女是祸根——

　　生育观上的男孩偏好，是继嗣问题、“面子”问题，也是女性弱势地位问题

　　“炉灰筑不了墙，女儿供养不了爹和娘”，传统观点认为，农村的男孩偏好是为了解决劳动力、增加收入和养老问题。目前农村养老保障最主要的困难是经济上的，女儿大了要出嫁，而生活在身边的儿子(媳妇)能提供养老支持。

　　不过，一项对安徽省太湖县、宿松县、潜山县等欠发达地区人口问题的调查报告显示，近些年来，在经济贡献方面，生男不比生女强。这些地区的年轻人基本外出打工，男性年均收入8500元，交给家里2000元左右；女性年均收入6300元，交给家里4000元左右。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女青年的嫁妆基本是自己挣的，男青年的父母需要投入3万—4万元。因此，不能将男孩偏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问题。

　　事实上，在我国沿海等富裕起来的地区，发达的经济条件和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未有效遏止出生人口性别比攀升的势头。

　　“根子在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田雪原说，在许多人眼里，生男生女，是继嗣问题，也是“面子”问题。对于财富迅速增加的家庭，“万贯家财留给谁”的问题，使人们灵魂深处“儿子传后”的意识变得空前活跃和强烈。一些家族、宗族观念严重的地区，生男孩意味着家族香火不断，意味着家族势力的强盛。有了儿子的妇女可以免遭家人“不争气”的指责，儿子能提高母亲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表示，男女不平等带来的性别差异因素，是人们男孩偏好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妇女除了教育程度增长的幅度基本赶上男性外，其它指标都明显落后于男性：在经济生活方面，女性虽然广泛地参与社会劳动，但职业声望和收入不高。招生招工时，条件等同情况下，往往取男舍女；在政治生活方面，女性的参政比例大大低于男性及国际社会女性的平均政治参与水平，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中，女性仅占1/5。

　　性别比失衡需强力干预——

　　当务之急是打击技术越轨，治本之策是促进性别平等，提升女性社会地位

　　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是社会背负的“高利贷”，在灾难爆发前排除危情，是百年大计。国家人口计生委性别比治理办公室主任罗迈说，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应标本兼顾，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

　　“现在一提出生性别比失衡，人们就想到"娶妻难"和"光棍"问题。其实，这是从男性为中心的视角考量问题，不仅仅是关注了男性。” 杨菊华指出，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实质上是女性发展权益问题。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以及现行的一些政策因素影响，两性之间显性和隐性的资源获得不公现象十分普遍，女性的弱势地位依旧明显。因此，推进两性的公正、平衡发展，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才是“治本“之策。

　　据介绍，1990年以来，国家人口计生委在全国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关爱女孩行动”等活动，建立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长的利益导向机制，对独生子女户、双女户给予养老保障，让百姓觉得生女孩不吃亏。近年来，国家推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提高家庭和社会养老保障能力，从物质保障上和观念上推进重男轻女思想的转变。2009年，全国14个重点省(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下降趋势。

　　翟振武认为，当务之急还是打击技术越轨，整治“两非”(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非法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

　　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武海亭表示，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虽然严禁“两非”行为，但未重拳出击。比如对于没有行医资格的人从事“两非”行为，法律规定按非法行医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对医务人员涉足“两非”，只规定了行政处罚，罚款额度只有1万—3万元，没明确刑事责任。

　　韩国也曾经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阶段，为此，韩国立法规定，对于利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引产的医务人员，一是罚款3000万韩元，相当于20万元人民币；二是吊销医师执照，终身不得行医；三是承担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武海亭认为，我国可以借鉴这些做法。(李晓宏)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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