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日报
一份体面的工资不仅是生活的基本需要，同时也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2010年在众多的专家和媒体眼中是收入分配年。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撰文指出，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已开始显现。
“其实增加劳动者收入10年前就提出了，就是因为工资增长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劳动者收入因此增长缓慢”，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采取劳资集体协商的方式来确定工资的增长是一条有效途径。
7月3日，全国总工会明确要求，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力度，力争到2012年基本在各类已建工会的企业实行集体合同制度，全面扎实推进工资集体协商。
刘启刚在广州市国研机械设备公司被称作“最牛的工会主席”。一个多月之前，他刚结束了企业今年的工资协商谈判，员工每人工资在去年的基础上提升了15%，超出了工人预期的10%的增幅。
然而，珠三角地区更多的工人收入仍未实现与企业利润同步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国研工资协商的成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让许多企业工会负责人看到了希望。靠工资协商谈判真能让劳动者走出低收入的困境吗?能够让劳动者权益得到保护从而改变他们的生存现状吗?
最低标准成“最高工资”
“别对我说你在企业贡献了多少年，你可以随时走人，我们关系仅限于，你干活，我支付工资”
今年30岁的李小明是东莞市长安镇粤龙电子公司的一名普通工人。他2000年到该企业打工时，每月工资600多元。到2009年底，已工作9年的李小明基本工资每月只有900元左右。他告诉记者，公司一直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员工基本工资，加薪的范围窄、幅度低。为了挣更多的钱，他不得不天天加班，这么多年周末几乎没有休息过。
其实，在珠三角像李小明这样因为“最低工资”成了“最高工资”，而不得不靠加班费过活的工人随处可见。为了最基本的生存，他们不得不像机器一样长时间高速运转。
微薄的工资，让一些农民工回家探亲的愿望都难以实现。从吉林来到东莞一家生产电脑的企业打工10年的周嘉健最近准备辞工走人，这10年来，他只回过两次老家。他每月才挣1400元，但从佛山到吉林的往返路费就要1300元左右。
有关专家认为，过去1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10年，是中国的城乡面貌改变最快的10年，也是企业发展最快的10年。可是劳动者的收入在这10年里的增长却非常有限。
“很多企业都把政府的最低工资当成发给工人的最高工资，靠控制人工成本，增强劳动强度来降低成本，才能保证利润的最大化”，东莞长安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蔡长乐表示。
这种利润的最大化，让珠三角经济迅猛发展，企业平均发展水平超过10%，有的企业经济效益连年翻番，增长速度超过100%。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十分缓慢，有的一线工人工资还停留在10年前水平。不少企业农民工工资与企业利润“绝缘”。
“这10年企业利润增长曲线是一条陡峭的上扬线，而农民工工资增长曲线却是一条水平线。微薄的最低工资支撑着珠三角高速发展”，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谢建社认为，这种状况不加以改善，工资低水平将引发工人强烈不满，劳资双方关系会变得十分紧张。
从2004年开始，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出现了普遍的民工荒，劳动力供应出现了瓶颈。但对比从2004年到2009年的数据，GDP从13万亿增长到33万亿，增加了150%左右，全国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增加不到90%，而农民工的工资只增加了50%左右，只是GDP增加的1/3。
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说，目前沿海地区加工企业大多是贴着最低工资标准给员工定“底薪”，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涨多少，工人的工资就涨多少。据全国总工会近期一项调查显示，被调查对象中23.4%的职工已经5年没有增加过工资，而工资收入占GDP比例也已连降了22年。
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许多企业主视工人为机器，认为工人没有资格，也不应该分享企业财富的增长。有的企业主公然说:“办企业的资金是我出的，投资风险是我承担的，我赚多少钱，同你们没关系，凭什么同我分享?”还有的企业主对工人说:“别对我说你在企业贡献了多少年，你可以随时走人。我们关系仅限于，你干活，我支付工资。”
资深人力资源专家王锡锌说，这些企业不愿意给农民工增加工资，就是因为企业还是习惯于传统发展模式。“这是我们过去片面追求工业化带来的后遗症。”
“很多时候企业明明是赢利的，却口口声声说亏损，不给工人加工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陈光金认为，企业的分配制度不透明也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工资集体协商的标本
“工人也明白，公司好比是一只下蛋的母鸡，如果不留出足够买饲料的钱，母鸡就再也下不了蛋”
就在人们为劳动者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而争论不休时，广州市国研机械设备公司成功的集体工资谈判却让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谢建社说，工会难以发挥维护工人利益的作用，而广州目前所推行的工资协商谈判，也许会是一个突破的契机，国研机械设备公司就是其中成功的一例。
当记者问广州市国研机械设备公司副总经理陈蓓:工人其实提出了工资增长10%，现在签的是15%，这对一个企业来说，还是挺大的数字，不心疼吗?
陈蓓说，愿意接受，企业与工人并不仅仅是雇与佣的关系，企业的技术骨干如果流动太大，对企业的影响会很大。“我们希望通过割肉来提高更多的潜在价值。”
“其实，搞集体工资协商也让企业尝到了甜头，这些年来工人的积极性高了，企业的利润比工人工资增长得还快”，陈蓓说。
据了解，该公司是于2007年开始实行工资集体协商的。陈蓓告诉记者，在实行工资协商之初，公司就把“家底”全盘托出，让工人们清清楚楚知道自己获利的空间究竟有多大，为企业要留的利润有多少。
“工人也明白，公司好比是一只下蛋的母鸡，如果不留出足够买饲料的钱，母鸡就再也下不了蛋”，陈蓓如是说。
2007年，该公司集体工资增长率为5%。随后不久就遇到了世界金融危机，该公司产品出口遭遇“滑铁卢”。这时候，许多工人不愿意看到公司利润下滑，纷纷想办法到自己家乡推广产品。让公司领导层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经济最困难的2008年，企业的利润不降反升。这一年不少企业都在减工资，而“国研”工资仍然增长了3%。
“国研”的成功增强了广州总工会进行集体工资协商的信心。不久前，广州正式启动工资集体协商邀约行动，计划到今年年底，在六成已组建工会的企业中，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同时广州市总工会已形成《广州市劳动关系集体协商条例》的草案，已经提交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此外，广州市总工会还成立了由20名社会知名专家成立的工资集体协商顾问团，为职工方的工资协商工作出谋划策。
广州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对记者说，工资协商谈判是工会转型的一个根本标志，如果工会在工资协商谈判方面没有做好，也就对不起广大职工的要求、愿望。工人就是靠工资维持生计，连工资的问题工会都不关心，那还关心工人什么呢?
国研经验能否复制?
100%的劳动者期望涨工资，但知道如何与老板谈心的人只有7.2%，多达54.2%的员工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一点都不了解
怎样让劳动者走出低收入困境?“国研”经验能够复制吗?不少专家认为，现在最关键的是，在企业内部有一套组织机制，让员工能够通过合法的方式捍卫权利。
然而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根据广州市总工会的一项调查，100%的劳动者期望涨工资，但知道如何与老板谈心的人只有7.2%，多达54.2%的员工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一点都不了解。
陈伟光说，大量的中小型企业进行工资协商是比较困难的，一是企业不愿意谈，另外就是工会势单力薄，工会干部的知识面比较窄，能力和勇气都不够。
广州市工会工资集体协商顾问肖胜方认为，工会主席谈判要有胆量，但胆量从哪里来？如果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他们就没有胆量。有的企业工会干部不敢为员工说话，担心得罪企业主丢了饭碗；有的企业工会干部表现优秀，但被企业提拔进了行政班子，不能再做工会干部。
从目前来看，能够切实承担起维护职工权益责任的工会干部还不多。谢建社也说，“国研”之所以能成功，也得力于有如刘启刚这样的工会主席。这表明绝大多数企业还不能通过集体协商实现工人工资增长。
为何集体合同协商建立举步维艰?不少专家认为这与政府方面介入不够有关。广州开发区、萝岗区总工会主席曾繁强告诉记者，由于工会工作条件有局限，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府部门的推动。“成功的经验表明，凡是当地政府‘一把手’重视的，当地工会工作就开展得好，工人权益就能得到维护。”
深圳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业务委员会主任段毅认为，政府部门应积极维护劳动者权益，而不是等到企业侵害劳动者权益后才介入。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指出，建立工资共决机制是包括政府、工会和雇主组织在内的协调劳动关系三方的一致责任，因此，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应当立足自身职责，形成推动建立工资共决机制的合力。
肖胜方建议，应该尽快将《集体谈判法》提上立法议程，规范集体谈判的内容、程序、形式和违约责任。广东作为农民工大省，在这方面可以以建立地方法规的形式进行探索。
苏海南认为，真正解决工会组织“不敢谈”、“不善谈”的问题，就要创新工会组织体制；探索在县区一级建立行业工会联合会，建立健全行业工会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以“上代下”的方式开展集体谈判。
□南方日报记者刘茜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