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调整行政区划拆除经济藩篱 行政为经济让路

　　景小华 李静

　　在中国行政版图上，正发生的一场罕见大范围高层级行政区划调整引人注目。此轮行政区划的调整涉及四座直辖市和深圳厦门两个经济特区等最核心的城市群，而此轮行政区划调整的目标则直指行政为经济让路。

　　空前区划调整指向核心城市

　　7月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国务院同意撤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区，设立新的北京市东城区，撤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区，设立新的北京市西城区。同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扩容，范围从原来的罗湖、福田、南山、盐田4区扩大到全市，特区面积增加5倍。而厦门经济特区也在7月1日扩大到全市，面积增加了11倍。

　　早在6月18日，就有消息称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之后，重庆两江新区正式挂牌成立，这是中国的第三个国家级新区，也是中国内陆唯一的国家级新区。只不过那时人们还没意识到新区的成立只是此轮调整的第一步。前后对比，调整已涉及到四个直辖市和深圳、厦门两个经济特区等中国最核心的城市群。而这还不是全部，系列行政区域调整还涉及如沈阳市沈北新区等全国多个中型城市。

　　广东省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宋劲松对此分析，与上一轮县改市激活基层活力不同，此轮区划调整在更高行政层级，但是政府要在调整中心城市区划同时，考虑如何继续维持基层的积极性。

　　此前曾叫停席卷全国的县改市

　　在今天这轮规模庞大的区域行政范围调整前，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曾经席卷过一轮规模浩大的县改市运动。

　　“人们正努力把‘县’字掀掉，宛如丢掉一顶破帽子。”有关媒体当时报道称，据民政部公布的数字，1949年全国仅有设市城市136个，1995年已设市622个。到2000年全国设市城市已接近1000个。

　　13年前，这股县改市的风潮正盛之时，国家下了“禁改令”。全国盲目县改市、区，有官员分析道，因为“县改市”带来的好处还不单体现在县域经济发展上。改市后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城市建设费用；在编制上市比县可以多设一些机构，多安排一些职务和人员；各类公职人员在县改市后可增加工资补贴或适当调高级别等。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吴迎新教授说，在一个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出现产业集群、城市群等过渡形式，形成结构优化、布局合理、各具特色、协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对于区域内的产业圈，政府必然会给予一些促进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以及使相应的资源配套。行政壁垒的打破，将进一步为企业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带来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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