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满足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从已出台的中长期规划纲要来看，改革与公平，是未来教育领域的两大关键词。促进公平已定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并有各种刚性的均衡投入乃至倾斜投入措施为保障。教育体制改革中包括了管理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干预、扩大办学自主权、落实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平等法律地位，等等，成为政府决心与诚意的试金石。

　　多一些担当，少一些控制，教改如是，国家整体改革亦如是。□

　　（文/汤耀国）

　　《瞭望》文章：教育改革征途未尽

　　中国再也不会回到从前，像鸵鸟那样把头埋进沙子，无视存在的问题对教育系统、公民社会和经济繁荣的威胁。在历经磨难后，中国学会了勇敢面对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宗堂吴晶赵超刘奕湛

　　2010年，在新中国教育发展史上，迈出了举足轻重的一步。

　　7月13日至14日,改革开放后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举办，绘就了未来10年国家教育改革发展蓝图，吹响了加快教育发展的号角。

　　回望过去，三十多年教育改革波澜壮阔；展望未来，又该给予教育怎样的希望和期许？

　　复轨始于高考

　　1977年，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这是“文革”后教育改革的发轫，也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

　　“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邓小平如是论断。此前，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的高校统一招生制度，在“文革”期间被彻底否定，学校教学活动停滞。10年光阴荒废，出现严重人才断档，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受到极大制约。

　　但人才从何而来？高考招生还能继续以往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做法吗？1977年8月，邓小平提出：“今年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恢复高考，宛如冬天里的一把火，顷刻点燃了广大青年的读书热情。图书馆、新华书店里人头攒动，成为最拥挤、最热闹的地方。甚至连蒙满灰尘的旧课本，也一时洛阳纸贵，人们四处寻找。

　　恢复高考，让曾经散落在山野乡间的青年们重拾课本，开始了新的人生，也让这一年成为不能忘却的群体记忆。全国570万青年纷纷从四面八方的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军营哨所走进考场。当年高校录取新生27.3万人，几乎相当于当时全部在校大学生的一半。

　　更重要的是，恢复高考匡正了社会风气、社会观念和社会价值，让知识的力量得以重新展现。国家教育和人才培养，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三十多年来，我国有数千万高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参加高考，3600多万人走进了梦寐以求的“象牙塔”，继续塑造和追寻自己的理想。

　　高考制度的恢复，不仅改写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轨迹，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命运。

　　“穷国办大教育”

　　如何才能尽快发展教育？教育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应处于什么地位？被“文革”耽误了10年后，急起直追的中国一刻也没有停止探寻。

　　20世纪90年代，经济状况刚刚有起色的十亿人口大国不仅要快马加鞭搞建设，还要以不到美国GDP1/20的收入养活超过美国数倍的人口，难度可想而知。

　　当时的中国，需要优先发展的地方实在太多，但中国政府毅然选择了教育。这是因为，中国人在历经创痛后，逐渐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教育的贫困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贫困，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度不可能真正建设好社会主义。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第一次把教育提高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的地位；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1992年，十四大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从“首要位置”到“突出的战略位置”，再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执政党对“把教育放在什么位置”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化，也凸显了教育在全社会地位的逐渐提高。

　　但“优先发展”的迫切愿望，与现实条件之间的矛盾却无处不在。“穷国办大教育”是中国最大的现实，最大的瓶颈是国家财力有限，教育经费短缺。中国需要用占全世界3%的教育经费，支持全世界22%的受教育人口，谈何容易？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如何克服体制性障碍也成为加快教育发展的重要一环。在嬗变和阵痛中，中国教育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创新。

　　国家力量之源

　　全民对教育追捧的热度，从未如今天这般。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国人今天的生活。

　　时间回拨至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的金秋时节，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今天，在拥有网民数最多的中文网络中搜索，“教育优先发展”始终是未曾褪色的流行语。

　　这句抽象的词语可以找到很多现实注脚：上至在社区老年大学中挥毫泼墨的退休老人，下至享受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的少年儿童，每个生活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人，都在亲身体验它的含义。

　　国人今天所享受的教育成果，是从弱小的种子和贫瘠的土壤中开始培育的。1992年，改革开放14年后，我国6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26年，与发达国家同期相比差4.5年左右。人口负担加重、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通货膨胀潜伏，令这个走在振兴之路上的国家步履蹒跚。

　　与此同时，一场引入新知的大潮正滚滚而来。而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蹉跎了一个世纪的中国，却要“被迫”搭上“知识经济”的快车。

　　那时的中国，开始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能把占全世界24%的人口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中国就有机会赢得未来。

　　匆匆而过的时间，给出了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答案。2007年，中国改革开放即将迎来第三十个年头，美国《时代》周刊在《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端》中指出：中国力量正在上扬，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隐含在这种判断中的，是教育产生的裂变能量。在一组组各级各类教育入学率不断提高的数据背后，是国民素质得以跃升、个体创造力得以迸发并汇聚而成的国家软实力。

　　历史已给出参照：过去300年，美国、德国、爱尔兰、芬兰和日本等国都是通过教育优先发展的模式，成功赶上或超过先发型国家。

　　今日的中国，又有了一种设想：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过了别人一百年的历程。还要怎么做，才能实现新的赶超和跨越？

　　未来，将再次给出公正的答案。前提是，必须坚持对教育的尊崇。因为，它不仅标志着一个国家对前途命运的清醒认识，更意味着一个民族奋起直追的精神接力。

　　“义务教育到底是谁的义务？”

　　“我要上学！”当历史的车轮走进20世纪90年代，“大眼睛”女孩苏明娟的一张照片，震撼和牵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在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十几年后，贫困地区的孩子依然要为获得一个上学机会而苦苦求索。那时，是1991年。

　　“我们笑了，爷爷哭了。”这同样是一张让人动容的照片：国家免除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的消息传来，一位瘦骨嶙峋的老农民泣不成声，辍学在家的孙子又可以上学了。那时，是2006年。

　　不一样的照片，不一样的感动。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施行，到2006年开始免除学杂费，中国用20年时间兑现了解决这一“世界难题”的庄严承诺。

　　给所有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受教育的帮助，就如在黑暗之处点燃一盏明灯。教育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基础。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里说，“教育能够使一个人享受他的社会文化和参与社会事务，从而使每一个人产生一种牢固的自我价值意识。”

　　义务教育，公益性是其根本属性。但在并不富裕的中国，“有教无类”的千年夙愿，“全民教育”的百年梦想，却屡屡受到“钱”的羁绊。对中国教育忧心忡忡的有识之士甚至发出这样的疑问：“义务教育到底是谁的义务？”

　　义务教育，是国家的当然义务。对社会改革背景进行回顾和梳理便会发现，任何一项教育政策的建立和变革都与其所处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紧密联系。

　　改革开放初期，综合国力较弱，广大群众办教育热情高涨，“人民教育人民办”；20世纪末，中国实现了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和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21世纪头10年，免费义务教育推而广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确而立之。

　　苏明娟已长大成人，那张照片却定格于永恒。有关教育的未来，所有人的理想依旧朴素而笃定——让所有的孩子有学上、上好学。

　　大学圆梦之后

　　何谓大学？蔡元培说：“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也。”梅贻崎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竺可桢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

　　今天，人们对这些中国著名老校长的话总是充满缅怀与追思，因为人们有对创造完美大学的无限憧憬，并为之孜孜以求。如果给新时期以来的这种追求一个恰当的注解，那就是变革。

　　1998年的中国，除了那一场泛滥南方的特大洪水，高等教育界也经历了大潮澎湃——高等教育法颁布，新一轮学科专业大调整……最引人注目的是当年9月，新组建的浙江大学一跃成为中国高校的“航空母舰”。此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关键词是“合并”。

　　1999年也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那一年的6月24日，距离当年高考只有十几天的时候，全国数百万高考考生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当年高校招生规模扩大到156万，比上一年多出50万。那一年，“扩招”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个关键词。

　　历史，特别是历史长河中的重大事件，常常会展现出它的两面性。当我们欢庆中国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并拿到规模世界第一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着就业难的困惑。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大学梦不再遥不可及，是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偏低局面的逐步扭转，是人才活力的竞相迸发。

　　时至今日，有关大学的话题丝毫没有减少：大学校长如何当，大学精神哪里来，学术腐败怎么除……大学，被寄予诗性的守望，绵长的期许，也承载着淡淡的忧伤。无论什么时候，大学都是人们不变的精神家园。

　　只有梦想不会消失。中国教育界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就是建成一所或是几所世界一流大学。这正是中国高等教育下一步变革指向的“靶心”。

　　从卖茶叶蛋到唱流行歌

　　“文革”后，告别了“知识越多越反动”那个年代的凄风苦雨，以教师为重要代表的广大知识分子，迎着科学春天的朝阳，满怀激情地投入改革大潮之中。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特别注意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要强调尊重老师”……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文革”后的深切呼唤，让中华民族几千年“尊师重教”的传统逐渐回归本位。从那时起，陈景润等一大批刻苦学习、用心钻研的楷模，又开始像英雄一样被整个社会崇拜。

　　但教师的“被重视”与“待遇偏低”的状况同时并存，一个新词由是发明，叫“脑体倒挂”。“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之类的顺口溜，一时风行。“教授卖茶叶蛋”“教授卖烤白薯”等刺眼的标题不时见诸报端，不断刺激着人们敏感的神经。在那个时候，教师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也许从未如此混乱和模糊。

　　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但为什么崇高的职业留不住人们离去的脚步？人们在反思中探求答案。

　　1985年，我国设立“教师节”，这一时间比国际社会设立教师节提前了9年；1986年义务教育法规定“全社会都应当尊重教师”；1993年教师法第一次对教师的权利和义务、资格和任用、待遇、奖励等方面作出法律上的规定……

　　教师待遇逐步改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重构教师、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这一似乎更为根本性的命题摆在人们面前。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是把60年生命倾注于基础教育的著名教育家霍懋征给出的答案；与大山里的孩子共同坚守——这是湖南省郴州市唐溪乡五马垅小学教师盘振玉20多年的不变坚持；“上好每一节课”——这是将生命献给三尺讲台的北京大学教授孟二冬从教一生践行的诺言……

　　“送你离别，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2010年7月7日，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用流行歌手周杰伦的歌曲《千里之外》的歌词送别3000多名本科毕业生。这位中科院院士的“非常举动”，让很多学生和家长热泪盈眶的同时，也引发网络热议。在感动中，人们读到更多的则是教师和学生之间在平等、理解、沟通基础之上的关系重建。

　　无疑，这是一个新的良好开端。

　　“夏令营中的较量”与反思

　　1894年，美国人明恩溥在华传教22年后，写成《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从26个方面对中国人进行了“无情批判”。著名社会学家费正清称这本书“幻灭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印象”。而鲁迅先生则愤怒地批评该书的作者是“攻击中国人的弱点”。但除此之外，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下，国人再无更多反击之力。

　　争取尊严赢得尊重的路途何其漫长。多少年中，中国人默默承受着外界轻蔑的目光；多少年来，中国人在重压下不断寻求突破奋起直追。

　　提高国民素质的任务又是何其繁重。经过新中国40多年建设发展，到1992年末，我国大陆31个省份和现役军人中，文盲半文盲人口为1亿8千万，比日本的总人口还多，占我国大陆总人口比例接近16%。

　　“人口众多”，这个多少年来曾让中国人豪情万丈的说法，其“优越性”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反思——建设现代化强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素质的人，怎么样才能把人口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1993年，孙云晓的报告文学《夏令营中的较量》在中国教育界、思想界引发一场强烈震动。文章对77名日本孩子与30名中国孩子在内蒙古草原夏令营中的表现作了反思：面对困难，日本孩子选择迎接挑战，中国孩子选择放弃退缩；面对困境中的孩子，日本家长选择鼓励孩子拼搏，中国家长选择帮助孩子放弃……

　　这篇文章强烈地拨动了中国人内心深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文章所带来的思考也深深刺痛了整个社会的心。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孩子的身体素质却逐渐下降？为什么我们对教育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意志品质却有下滑之势？有识之士甚至发出“救救教育”“救救孩子”的痛切呼声。从那时起，“素质教育”这个词开始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引起人们更多的深思。

　　但什么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应该如何开展？这也许是一场永远没有正确答案的讨论。但这场至今仍未停止的讨论，在很多方面促使人们达成共识：素质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完成扫盲，延长国民的受教育时间；素质教育，重在把更多的自主权还给学生，培养孩子们从小就独立思考，让他们从小就学会创造；素质教育，是让孩子们不仅仅埋头书本，而应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与此同时，更多的人还开始思考更深层问题，那就是：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初步的也许是最终的答案已经形成，那就是培养人，培养具有创新意识与责任感的人。

　　希望在此间升腾。比如“80后”，在人们心中曾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代名词，代表娇气、浮躁、叛逆。但在2008年奥运会上，由于他们的出色表现，被人们骄傲地誉为“鸟巢一代”；汶川、玉树地震，“80后”们自发组织救灾、捐款、祈福，感动了社会各界……

　　公平之艰

　　很多人认为，教育不公是中国教育的最大顽疾，治中国教育之本，必先推进教育公平。“教育公平”为当前中国全社会所关注，与之相伴的关键词之一是“择校”。

　　“能上学”的问题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解决，“上好学”的诉求又须面对。为了增加“择校”资本，城市里的孩子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占坑班”，考取名目繁多的证书，幼儿教育“小学化”、小学教育“初中化”愈演愈烈。

　　走过小学和中学，到了高等教育阶段，教育不公依然如影随行。2005年，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31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合“上书”，建议改革高考制度，取消地域指标，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就在同一年，海南省理科状元因“高考移民”身份被取消录取资格。

　　教育不公，不能仅以教育问题视之。人们接受教育的差距对应着收入的差距，教育不公平的发展会反过来使收入不公平加剧，任由“马太效应”循环下去，造成贫富差距的代际转移，和谐社会的构建将遭遇日益严峻的挑战。

　　但解决教育不公又绝非易事，常常容易陷入悖论——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削峰填谷的做法会导致平均主义，千校一面；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学校差距则高低立现。

　　解决之道在于创新。在安徽，“学校没有好坏之分，只有远近之别”的“铜陵模式”成为促进教育公平的有益探索。那里的孩子不必择校，他们在宽松、愉快的氛围中成长、进步。

　　在描绘中国教育未来10年改革发展的规划纲要中，教育公平的理念贯穿始终，显示出党和政府大力促进教育公平的态度和决心，让人们进一步看到了实现教育公平的前景。

　　教育的光芒不会黯淡，它依然担负着传统价值系统赋予的道义色彩——为了所有人，为了所有人的今天和未来。

　　“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这是亿万孩子的共同心愿；“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这是党和政府的不变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