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中的贫困母亲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顾秀莲接受本刊专访

　　“希望早日看到千万母亲的微笑”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畅

　　“幸福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开展了15年的救助行动。如今，受到救助的贫困母亲们的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我国还有多少需要救助的母亲？她们还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6月30日下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顾秀莲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独家专访。

　　“母亲”是人类最崇高的一个名字

　　身着柔和蓝色衬衣的顾秀莲，笑容可掬地走进了会客厅。她亲切地拉着记者的手，坐到沙发上：“我们就在这里聊吧。”一句随和的话语，使她更像是一位邻家阿姨，很难让人把她和“中国第一位女省长”、“全国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些头衔联系起来。

　　环球人物杂志：您从1998年进入全国妇联，做了整整10年的妇女工作，应该说对中国基层妇女的生存状况最为了解，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顾秀莲：这10年，我跑过全国很多地方，最感动的是我国妇女的勤劳勇敢。她们富有智慧和力量，且坚韧不拔。同时，我感受最深的是我国妇女的贫困，尤其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妇女，她们的贫困程度深，文化程度低，健康状况差。

　　环球人物杂志：您似乎对“母亲”格外的关注，特别是贫困母亲。我们知道“母亲水窖”工程是您发起并积极倡导的，帮助西部地区的很多百姓特别是妇女摆脱了因严重缺水而导致的贫困和落后，您为何特别关注这一群体？

　　顾秀莲：在我看来，“母亲”是人类最崇高的一个名字，我们把祖国比作母亲。我自己也是母亲，也有母亲。一个母亲，肩负着很大的责任，既要像普通人一样参加生产建设，还要延续后代，教育未来。她延续着一个民族的命脉。所以我一直觉得贫困不应该属于母亲们。记得我访问非洲的津巴布韦时，穆加贝总统和我谈起过妇女儿童，他告诉我：“教育好一个母亲，就等于教育好一个民族。”在回国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思考这句话。是啊，没有母亲，何谓小家？何谓国家？我们每一个人能否成才，其实都离不开母亲的影响。

　　环球人物杂志：这是您参与“幸福工程”的原因吗？

　　顾秀莲：对。“幸福工程”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的彭珮云同志邀请王光美大姐做起来的。当时王光美大姐已经73岁了，还患有癌症。她晚年谢绝了很多出任职务的邀请，却欣然参加“幸福工程”，一直干到去世。这让我很感动。王光美大姐对“幸福工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是“幸福工程”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她去世后，“幸福工程”邀我加入，我当然非常愿意。

　　环球人物杂志：我国有多少贫困母亲在“幸福工程”的帮助下生活得到了改善？您能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

　　顾秀莲：“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的行动，是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与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口报》共同发起的。1994年，国家制定“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时候，大概有8000万贫困人口需要救助，其中有1500万左右的贫困母亲。15年来，救助效果是很好的。我们已经在全国建立了417个项目点，投入资金6.6亿元，救助贫困母亲22.7万人，惠及家庭人口达100多万。

　　“看准了的事，不能等，不能看，只能干”

　　顾秀莲1936年出生在江苏南通西亭镇草庙村一个农民家庭，家中祖祖辈辈都没有做官的人。顾秀莲不止一次提到的“对我影响最深的母亲”，仅是一位不识字的小脚老太太……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是一个农民的女儿，后来出任过省长、部长、妇联主席，您刚才谈到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母亲，您也是吗？

　　顾秀莲：对，我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现在回想，我做事情的性格，我的人生态度，其实都有母亲的影子，这是一种耳濡目染的教育。母亲首先是教育了子女怎么做人。我在家中排行老大，姐弟五人。母亲白天在地里耕种，晚上回来纺纱织布，她虽是小脚，操家理事却样样在行。我从小就跟着母亲干活，母亲常说的话是“你是姐弟中的老大，要当火车头”。我母亲特别自强、坚韧，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低头，教育我们要有志气，有精气神，人穷志不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家里虽然穷，但是母亲每次上街走亲戚，一定穿得整整齐齐，回到家以后，再把好衣服换下来，叠得规规整整。其实这也是一种自信的生活态度。我自己直到现在，每次接待客人也非常注重礼节，穿衣要整洁、利落，这都是源于母亲。

　　环球人物杂志：您从那么艰苦的日子走出来，一步步发展到现在，一定经历了很多吧？

　　顾秀莲：1953年，我考入了沈阳公安干校。这是瞒着我妈妈的。她一个农村妇女，肯定舍不得让我一个女孩子跑那么远。到现在也忘不了，我提着行李在南通市即将北上的时候，妈妈听说了，竟然从乡下匆匆赶来，泪流满面地沿着南通城的街道找我，几乎问遍了我在南通城里的所有同学“见到我家秀莲了吗?”每个同学都摇头。她来到我一个同学家，其实我就躲在屋里。我妈妈流着泪说：“见到秀莲，帮我捎句话，让她跟妈妈回去……” 我从门缝里望着妈妈擦泪远去的身影，也忍不住流泪。从小到大，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就是我精神的依托，那个场面我一生难忘。

　　环球人物杂志：上世纪60年代，您毕业后被分配到甘肃的金川镍矿工作，非常苦。那个时候，您只回了一次家，去探望多年未见的母亲，是吗？

　　顾秀莲：那是1961年夏天，我被分配到甘肃工作。去大西北报到之前，我赶回了南通老家，去看望多年没见面的母亲。我跨进那间熟悉的老屋时，真是惊呆了：妈妈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弟妹们全在围着她哭。原来，几天前妈妈在棉花地里干活时，不小心被毒蛇咬伤，毒素迅速蔓延全身，她的腿脚肿得像水桶，医生让我们家里人准备后事……我一听，就扑了上去，特别愧疚，喊着“妈妈，我回来了，您千万不能走呀！我们离不开您啊……”妈妈醒过来后，紧紧攥着我的手。我爸爸找来了著名的蛇药“济德生”。我不分昼夜地守在妈妈床前，给她喂药擦身。一遍遍敷药，一声声呼喊妈妈。最后妈妈在连续昏迷10多天后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她听说我分配到西北，马上朝我挥了挥手，催我上路：“我的大女儿50年代到东北，60年代到西北，好啊，好儿女志在四方。”我本想多陪陪她，但她却催我踏上了西行的列车。

　　环球人物杂志：那时候的西部一定非常艰苦，而且正好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您能适应那种贫穷吗？

　　顾秀莲：那几年，对我自己的熏陶非常重要。现在想起来，觉得没有什么苦能影响自己的情绪，正因为那个时候经历了很多磨练。别人能活我就能活。那时候我们把一个破烂的小茅乌屋起名字叫“王府井”，把老乡的土墩儿叫“颐和园”。虽然物质很贫穷，可是我们的精神很富有，我们很乐观。那时13个人过年发给我们一斤半肉，我们就很快乐。这些经历都是可贵的财富，我这种乐观的态度，也是源于母亲。

　　环球人物杂志：您1983年做了江苏省省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女省长，您母亲听到了什么反应？

　　顾秀莲：我至今难忘，在我赴任江苏省省长时，我们村里几乎沸腾了，大家都说“顾家的女儿上任江苏‘府台’了”。那时，我们家还住着村里破旧的小瓦房。母亲第一次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把所有儿女亲属都找来。她告诉他们：“秀莲回江苏当省长了，但她是国家的省长，可不是我们顾家的。你们不要随便给她找麻烦，更不许给她添乱。”从此，母亲总嘱咐我“你是国家的人”。

　　环球人物杂志：您上任以后，一个女性管理整个江苏省的全面工作，我看到您也曾遭受过非议和质疑，您是怎样处理和化解的？我知道您那时候还把两个孩子从外地带到身边，一边做省长，一边做母亲。

　　顾秀莲：我当时只有一条：不会就问，不懂就学，没有什么不可以克服的。我觉得办法总比困难多。我曾总结我做事的原则是“看准了的事，不能等，不能看，只能干”，这其实也是母亲的性格。当时我家里没有找保姆，和丈夫两地分居，我没有办法手把手辅导孩子们的功课，耽误了他们的学业，他们一段时间学习不好。但长远来看，我的奋斗和拼搏，也影响了孩子。他们后来就说：“妈妈，我们长大了，才知道您当时是多么不容易。”他们身上继承了这种拼搏的精神，所以现在也发展得很好，不让我操心。

　　环球人物：您的职务越做越高，您的母亲是不是感到很欣慰？她晚年的生活怎么样？

　　顾秀莲：我母亲还是保持着自己的生活。她一辈子都是农村户口。很长一段时间，从干部到左邻右舍的乡亲，谁也不知道这个穿着朴素的农村老太太，是省长的母亲。我记得有一次妈妈坐公交车被人挤了下来，当场摔成骨折，我弟弟闻讯赶过去把她送到医院。在医院里弟弟手忙脚乱，排队、挂号、拍片，一等就是大半天，妈妈疼得汗珠直流。我接到电话也吓坏了，赶到南通去看她。好多人要我接她进城，我知道妈妈肯定不许，她老说自己是普通人，我是给国家做事，是国家的人。母亲70多岁时患了胃癌，我想接她到北京治疗，妈妈摆了摆手：“秀莲，我不去。你们姐弟都是拿工资吃饭，还有3人下岗，日子过得并不宽裕。我得的是绝症，别再为我破费了……”

　　1994年，母亲癌症已经晚期。那段时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多请几天假，陪伴母亲平静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夜晚陪床时，弟弟妹妹担心我年纪大熬不住，说什么也不让我陪护。我说：“我大半生都在外边做事，很少能在母亲床前尽一点儿孝心，请给我这个最后的机会……” 知道母亲生性喜欢热闹，我将母亲从医院接回家，每天给她洗澡按摩。母亲弥留那天，我系上围裙下厨做了一桌子菜，把亲朋好友请来聚一聚，热热闹闹地陪母亲走过最幸福也最短暂的一天。母亲就在这样至情至爱的簇拥中永远地睡去了。

　　“给一个支点，她们就会发生变化”

　　2003年3月，顾秀莲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8月当选全国妇联主席。她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第十四届、第十五届中央委员。

　　2008年10月，中国妇女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顾秀莲辞去妇联主席之职。网络上，能看到她身边工作人员对这位“大姐”、“老领导”的评价。大家说她是“农民的女儿”，“一个平凡的人”，“但执着、坚强，塑造了女性又超越了女性”。

　　环球人物杂志：我知道您在去妇联工作之前，是在化工部当部长，一下子来到妇联，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角色转变，您当时能够适应吗？

　　顾秀莲：我刚到妇联的时候，很多人好像说“妇联工作有什么呀？”我说什么叫“有什么”？妇联工作伟大得很，重要得很。我深入进去后发现这个天地太广了，妇女的角色很多，母亲、妻子同时又是女儿，她们还关系到下一代。这时候我的态度还和开始一样，不懂就学，没什么不行的。我母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一个农村妇女，但是我觉得她的一生很伟大。我后来觉得妇女这个舞台我其实很熟悉，也很有可做的内容。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走访贫困母亲的过程中，有什么让您难忘的人和故事吗？

　　顾秀莲：我走访过很多贫困母亲。虽然她们居住的地域不同、语言不同、生活条件不同，但面临的生活重负却很类似：缺少口粮，缺乏收入来源，享受不到文化教育和卫生保健等基本社会福利。她们中80%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妇科疾病。但为了孩子和家庭，她们却默默承受着贫穷和劳累。在很多偏远乡村，母亲的家庭地位很低，有的一年四季睡在冰冷潮湿的草垫上，把炕留给孩子和丈夫；我看到她们为了让孩子喝上水，千方百计到几十里以外去背水。你会发现一个现象，不管条件多么恶劣，父亲有离开的，但母亲几乎没有抛弃子女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环球人物杂志：贫困母亲身上凝聚着哪些品质和精神力量？

　　顾秀莲：我接触的贫困母亲，都是平平凡凡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但她们身上有着中华民族女性的优秀品质：吃苦耐劳、自强不息、乐观善良。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母亲有很顽强的生命力和意志力，只要给她们一点点的帮助，一个发展的支点，她们就会发生很大变化。首先是身体和精神面貌大不一样。有些母亲在得到帮助后，还能带动其他母亲，成为脱贫致富的带头人；有的被选为基层干部或人民代表。她们的孩子一旦走进课堂，她们的家庭就一下子有了活力。

　　“不但治穷，还要治愚和治病”

　　顾秀莲在下基层的过程中，也发现了我国劳动力性别比例的变化。如今在农村，65%都是女性劳动力，主要是她们维持着我国13亿人口的吃粮问题。母亲的职责和负担太重了，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母亲。顾秀莲一直想，应该让城里的人为她们多做些事情，“因为现在是她们在养活我们”。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我们救助贫困母亲的方式有哪些？

　　顾秀莲：我们从第一届组委会开始，就提出“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救助模式，也一直在实践中不断改进。比如最初每户的救助款是1000元到3000元，后来逐渐发展到3000元到5000元的额度。先签订协议，项目直接到户，资金直接到人。但因各地情况不一样，我们还采取了其他救助方式。比如像福建乡镇企业比较多，这些企业愿意接纳一些劳动力，就和“幸福工程”办公室签订合同，优先接纳贫困母亲。我们同时也和企业签订合同，把救助款直接打给企业，比如把5000元的捐款打给某个企业，就等于一位母亲在这个企业里有了5000块钱的股份。协议规定，企业要按月给这些母亲发工资，到了年底还要分红。这样就保证了资金监管不会出问题，而且也落到了人头上。我们还在探讨更好的途径，欢迎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环球人物杂志：我们的政府和妇联正在做哪些工作来帮助她们？

　　顾秀莲：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妇女扶贫开发工作的力度，制定了许多有利于消除妇女贫困的倾斜政策。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华慈善大会上倡议中央直属机关、各级党委政府都要伸出援助之手。现在，我们每年都会收到这些部门的大额捐款。国家扶贫攻坚计划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动员贫困地区的妇女兴办家庭副业，发展庭院经济；实施劳动密集型和适合妇女特点的扶贫项目；组织妇女学习实用技术，提高脱贫致富能力。比如各级政府针对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通过小额贷款、劳务输出、对口帮扶等渠道和方式，扶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帮助农村妇女摆脱贫困。

　　环球人物杂志：来自民间力量的帮助多吗？

　　顾秀莲：非常多。我前边说的6.6亿元善款中，上至80岁高龄的老红军，下至只有几岁的孩子，各个阶层的人士都有捐款。王光美大姐当年为了筹集善款，拍卖了母亲留给她的56万元嫁妆。可能正是有了这个好的开端，我们的爱心人士才会源源不断。有一位偏远山村的母亲，卧病在床。她给组委会写了信，不是寻求帮助，而是寄来了一张10元钱的钞票。这10元钱，是这位母亲一个月的生活费！我们网页上的“慈善光荣榜”每天都在滚动，很多捐赠人留下的名字是“大洋彼岸”、“一位母亲”、“天使”……

　　“幸福工程”还得到爱心企业捐赠的大量诊疗设备，总值大概1亿多元。这些设备发下去后，能帮助妇女普查疾病，已经有800多万人受益。经过诊断，确诊后又没钱治疗的，我们会帮助她们筹款，把治病、治穷结合起来。“幸福工程”其实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操作起来也有一定难度。

　　环球人物杂志：“幸福工程”在运作过程中还有哪些困难？下一步还要做哪些工作？

　　顾秀莲：如今，随着人口的流动、城市的发展，造成城市贫困母亲的数量也在增大。所以近几年我们也在探讨如何救助这些群体。农村和城市不一样，城里没有土地，贫困人口的状况改善起来难度很大。另一方面，年轻人、男性劳动力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造成农村女性、老人和孩子的留守群体增加，如何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也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目前仍有430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约有1000万母亲处于生活极度艰难之中。现在看来，“幸福工程”只帮助母亲发展生产还远远不够，不但要治穷，还要治愚和治病，三管齐下才能治根。一方面要继续扶贫项目，加大扶贫力度；另一方面，还要利用当地的资源组织这些人来参加培训，掌握必须的文化技能，多知道一些防病保健的知识；此外，我特别希望现在年轻的母亲，尤其是城市里条件相对好的母亲们，能研究一下自己作为母亲的角色，怎样来教育好下一代。高尔基曾说，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贫困不应该属于母亲们，我希望通过全社会的努力，能早日看到千万母亲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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