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学銮：专业人员“钱途”关系国家前途

　　倘若官民待遇悬殊的激励机制与官本位的价值导向，把大批知识精英、专业精英、技术精英都吸纳、禁锢在官僚体系之内，社会和国家就会失去变迁的源泉、创新的动力、发展的前途。

　　“重赏管理人才而慢待专业人士”、从而造成“众多资深优秀专业人才向管理人才的转型”、致使一线专业人员缺乏的现象，令人忧虑。

　　实践一线是思想创新、技术创新的前沿。实践一线工作人员的思想理论水平与专业技术水平，往往决定着技术创新的速度和企业产品的质量，进而影响着宏观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发达国家的经验是，资深专家、教授的工资等于或高于一般大学校长的工资。在我国，由于工资、福利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别，导致众多优秀专业人才从一线的专业技术岗位向高层领导管理岗位转移。按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社会流动规律，这是无可厚非的选择。但是，这种待遇悬殊的激励机制和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将从基础上削弱中国社会的创新活力，掐断中国创新文化的源头活水。

　　重赏管理人才而慢待专业人士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早在几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提出“学而优则仕”的观点，奠定了中国“官本位”的基础。虽然孟子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无形中提高了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地位。但是，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四民”的阶层划分中，官吏是不在其中的。这就是说，它是高于所有社会阶层的。正是几千年的官本位体制造成了今天的状况。

　　新中国成立之初，“官本位”受到了一定冲击。“淘粪工人”和“国家主席”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地位平等观念让人感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各种专业人员虽然在政治地位上低，但是在工资待遇上却是高的。“大跃进”、“十年动乱”等运动破除了政治上的等级制，也解构了专业人员比官员工资待遇高的新中国传统。这种破坏的后果是双重的：官员们失去了体面的政治待遇，专业人员失去了优越的经济地位。

　　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专业人员进行职称评定时期，专业人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受到重视、日益提高，以致出现了官员也跟着评定专业技术职称的乱象。官员被评为教授、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高级会计师的比比皆是。这种“便宜两边占”的现象，至少说明当时专业人员的工资待遇比官员们的要高，要不然他们就没有必要挤进专业人员队伍了。

　　现在这种领导经理与专业人员收入悬殊的现象，是改革开放初期所批判的“体脑倒挂”现象在新形势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同样是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表现。优秀专业人员纷纷选择当领导经理，从根本上违反了彼德原理。彼德原理说，一个人的专业技术能力并不必然预示着他的领导管理能力，因为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能力。让专业人才当领导，搞管理，等于让拿笔杆子的人拿枪杆子。在全民皆兵的战争年代，拿笔杆子的人拿枪杆子也未尝不可。但是，在正常的和平年代，这种角色互换只能出现在追求不同体验的游戏中，如果发生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那只能说是领导用人不当了。而现在的情况是，迫于生存的种种压力，许多专业人才不得不转向工资更高、待遇更好的领导管理岗位。

　　如果说前一种情况只是个体的错误，那么后一种情况则是制度的偏颇。个体错误纠正起来比较容易，制度偏颇纠正起来要困难得多。官民待遇悬殊的激励机制与官本位的价值导向，把大批知识精英、专业精英、技术精英都吸纳、禁锢在官僚体系之内，这样社会和国家就失去了变迁的源泉、创新的动力、发展的前途。当知识、专业、技术人员把当官作为一种时尚来追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解决这种领导经理与专业人员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出路就在于：第一，认真落实十七大制定的人才强国发展战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特别要尊重专业人才，这种尊重首先要在工资待遇上体现出来；第二，大幅度地提高教师、专业人员、技术人员的工资水平，使其高于或等于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这样才能保证士、农、工、商各阶层各谋其事、各安其位；第三，克服专业单位、专业社团的行政化倾向和“官本位”的管理体制，去掉其行政级别，让专业资格、专业能力说话；第四，政府要为大学、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的“去行政化”改革保驾护航，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尊重教师、尊重专业人才的社会氛围。这样才是富国强兵、官富民强、国家长治久安之道。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