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民晚报·新民网
严重缺课
陈非（化名）是一名25岁的“同志”，在北京某高校读研究生。从大四时发生男男性行为开始，他有过七个性伴侣，其中三个为一夜情。
这三次一夜情中，只有一名30岁的上海男子主动提出使用安全套，其他两位均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陈非自己对“同志”安全套也没有好感，认为会降低性快感。
尽管深知“同志”群体的艾滋病病毒高感染率，陈非和很多“同志”一样“存在侥幸心理”。在第一次性行为之前，他并没有细致了解过如何才是安全的性行为，“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安全”。
一次无套性行为之后，陈非出现持续高烧，这让他非常忧虑，赶紧去做了检测。他向本刊记者出示了化验单，结果是阴性。由于艾滋病病毒感染存在三个月窗口期，他仍不放心，打算之后再去做一次检测。
张北川说，在学生的青春期到来之前就应该进行科学的性教育，“严重的缺课，导致大学生不断被感染”。
广州“朋友公益”的豆豆（化名）也说，当前中国年轻人性观念日益开放，而性教育缺乏导致的无知，会增加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年轻人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和异性恋者一样，不少“同志”也期待长久的爱情，而现实往往击碎他们的梦想。下学期就要读大四的暖阳（化名）说，他第一次恋爱是网恋，对方没有勇气见面，后来给他介绍了一个军人。两个人山盟海誓。但军人退伍后选择了放弃，不知所踪。
暖阳有点羡慕异性恋：“异性有婚姻约束，换偶率相对要低。至少怕把对方肚子搞大了，还会采取措施。”
实际上，2001年修订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已经不再将同性恋笼统地划为“病态”。“同志哥”说，这对同性恋人群的去污名化是一个里程碑式事件。他希望，社会能够接纳“同志”，让他们勇敢地走出来，而“同志”也要接受社会主流伦理规范，“不要让外界感觉‘同志’就是始乱终弃”。
近段时间，大学生群体以及大学生“同志”群体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引起各方关注，有些人因此给他们贴上了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标签。但豆豆说，只要有不安全行为，任何人都可能感染艾滋病，与性别、身份没有绝对关系，“这种标签化更容易对社会大众形成误导”。
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大学生“同志”可能面临更多的歧视和误解。
结束乡村学校教学的志愿者生活后，唐糖需要一份工作。尽管他可以在层层笔试、面试中脱颖而出，遇到含有艾滋病病毒检测的入职体检时，却只能选择退让。
最终，在一家入职体检中没有艾滋病病毒检测项目的单位，唐糖找到了一份工作。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尽管薪水并不丰厚。
暖阳发牢骚说，疾控部门一些人士只想着拉“同志”来检测，却不做权益保护，“受压迫者不会有责任感，不管对自己还是他人。”
浙江爱心工作组组长王龙则认为，官方对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同志”群体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疾控部门的工作重点仍然放在女性性工作者。
2010年，浙江省的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全球基金项目招标中，最初有25万元针对女性性工作者，近3.5万元针对吸毒人群，只有不到1.7万元针对“同志”。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女性性工作者的项目费用减去5万元，增加给“同志”项目。
校园内外的努力
当年，唐糖从大连回到重庆后，参加了当地的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关爱小组。在小组成员的帮助下，他逐渐走出阴影。
2008年的一次社区培训班上，唐糖结识了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的夏菁，受邀参与该组织的“积极对话”项目，在高校和社区开展艾滋病教育和反歧视宣传。
从2009年开始，唐糖还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参与重庆疾控部门的校园防艾活动。
唐糖现在的身体状况很好，但他希望为今后治病多攒些钱。他表示：“要把自己健康阳光的形象散播给更多的朋友，作为一个已经走出来的人，去帮助别人走出来，会感到很开心。”
“同志哥”所在的杭州青春工作组，以及浙江爱心工作组，也都与当地疾控部门合作，正在高校开展针对包括男男性行为人群在内的干预活动，以及协助动员参加艾滋病病毒的自愿检测等。
近年来，与逐渐攀升的大学生“同志”艾滋病感染人数相呼应的是，一批由大学生创建、在大学里开展活动的草根组织陆续成立。
广州的“朋友公益”就有着不错的口碑。2006年，还在广州某高校读大一的豆豆与身边的朋友共同发起了这个校际组织，其志愿者都是来自高校的学生（包括“同志”和非“同志”），还有两名大学生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除了面向师生开展艾滋病教育、性教育和反歧视教育，朋友公益还在2007年成立“同城社区”——致力于高校学生同性恋生活空间拓展和全面生活质量改善的服务团体。豆豆说：“如果说‘同志’生活质量高低就像一个水桶内的水，艾滋病只是‘同志’群体所面临众多问题中的一块短板。学生‘同志’和所有年轻人一样都要经历就业、心智成长、情感与恋爱关系、人生规划等复杂问题，光靠解决艾滋病这一块短板是远远不够的。”
广州某大学的一位“同志”是豆豆的朋友。读大学时，无论豆豆和志愿者们如何鼓励，他都排斥艾滋病病毒检测。到了2010年3月，已在深圳工作的他主动联系社区志愿者，希望帮助联系检测服务，因为他遇到了一位真正喜欢的男友，希望为长远的情感关系负责，便打算在同居之前去做检测。
朋友公益也遇到过不少困难。2009年12月1日，他们想在广州某校的车站发放艾滋病宣传材料，大量精力用于与校方的沟通，该校保卫处一位工作人员甚至说，大学生平时好好读书，最多在校内发发传单，“何必大费周章搞宣传，对大家都麻烦”。
同一期间，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的“青春健康之旅”也在校园内合作举办过两次同性恋主题讲座。一名志愿者说：“学校不希望我们活动弄大了，让外界觉得人大有很多同性恋。”
在豆豆看来，教育机构对于性议题的敏感，是高校性教育无法落实和学生健康权益未能保障的一个重要因素，“决策者的认识还有待提高”。
所幸，豆豆所在的学校，以及当地疾控部门还比较支持。2010年夏天，他大学毕业，留在朋友公益做全职社工。用张北川的话来说，“火炬传递下去了”。
张北川愿意用“同性爱”来替代“同性恋”的称谓。他说，大学生同性爱这个群体应当得到保护，校方和社会各界都应该给予更多正面支持和扶助，“保护大学生同性爱这个群体，不仅是保护大学生，不仅是保护同性爱，实际上是保护全社会”。
7月16日，重庆一位女大学生对张北川进行访谈时，带来了学校里一位“同志”的问题，“如果我们得了艾滋病，到哪儿求助？”女大学生说，这是那位同学认真思考后想出的问题。
“我想，我们的工作真是与大学生们的需求相差很远。”张北川对本刊记者说。(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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