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流行“票房纪录” 三十年前的新锐影人，以为脱离说教、改良镜头语言和引进形式主义，就可以提升本土电影的层面，结果除了几个国际大奖，许多电影竟连完整的故事都讲不好了。十几年前，电影界瞄准了“票房纪录”这个卫星，票价开始一路上扬。可时至今日，真能让投资方成功回收成本的影片却屈指可数。发行商向媒体虚报票房、院线向制片方瞒报票房、导演向公众虚报投资额……这样的闹剧倒是层出不穷。本土电影不但在社会影响力上已远远落后于电视剧，即便剧情本身，也存在着对宫闱阴谋的津津乐道、对说教和注水式爱心口号的图解、把“底层关怀”等同于传递人生无望情绪、对重大历史背景(如日本侵华历史)的立场性阐释错误等诸多问题。
违背生活的逻辑性、违背艺术创作中必须遵循的“对人类情感逻辑的尊重”，已成为今天内地电影的流行病。而每一个病灶背后，无需深究，都能找到或源于资金、或指向票房图谋的基本公式。内地电影这些年来的现状，很类似中国足球——都讲述了一个长期被公共资源喂养的领域，一旦开始与母体脱钩迈向市场，在心魔和冠冕堂皇的“生存”借口驱使下，逐渐把“市场”改写成“欲望”的故事。
缺少职业信仰和原创能力 市场背景下，普通商品身处激烈竞争，不得不强调品牌与服务意识，重视售后和顾客反馈。而电影，无疑在对后一方面的自觉上有着明显不足：制片人、导演以及媒体人，只看重大家走进票房，而对观众走出票房后的负面反应并不在意，个别名导甚至还会对此出言不逊。所以，前段民间掀起的对“退票制”的呼吁，与其说是恶搞式的无理取闹，倒不如说是消费者积累多年的不满与抗议的一次释放——所有“貌似不合理”要求的提出，必然有着它所针对的不合理前提！
与足球面临的难题一样：电影现状的改善，不仅仅需要对现有管理机制、行业运作流程做出调整，同时也需要从业者重新确立起个人的操守和职业信仰，这后一点恰恰是最难的。一个制片人和导演，当然有权呼吁现有审片和放映机制更理性，但除了发发在短时期里注定难得回应的抱怨，又有多少人愿意花时间去考虑在现有的艰难条件下，怎样进一步释放自己的才华(想想伊朗那些电影人)，为华语片探索出一条新路？当导演和明星大嘴一撇，对着镜头说“没有好剧本”的时候，他们中又有几个人有自己独力完成剧本的能力(想想欧洲的电影大师)？谁能告诉我，华语片现在有多少原创能力？而当投资人充满怨毒地抱怨明星们拿走了预算中的大半，而没有带来同比的票房时，有没有几个人扪心自问过：自己经手过的项目到底打造成过几个新人，到底给几个明星带来了令他们终生自豪的机遇和口碑？
狭窄的想象空间和自由度，趋利的急切，只想榨取不问耕耘，浅薄的人生境界，失意时怨妇般的诅咒，偶有得意时泼妇般的嚣张……这一切，一旦再结合粗陋的知识储备，似是而非的伪市场发行机制，貌似正颜厉色实在空洞无物、为“人治”提供了无数可乘之机的审批制度，便悉数成为了扼杀艺术和本土电影工业的帮凶——有时还是阴险的、以“看客”和“市场帮闲”嘴脸出现的。人心分两极：它会加重环境的恶劣，它也会冲抵一部分创作的险阻。对于目前市场瓶颈中的国产电影来说，这其实才是最大的、具备可操控性的变量。明确了这些，对现有院线发行制度和电影审批方法的改进、调整，才有可能不变成表面功夫。
高于国际惯例的票价和收入比 目前所有的国产电影发行院线，其性质都是强商业性的，它们的牟利本性，是与生俱来的，也是建立在有关机构对电影业推入市场化以后，所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准备不足这一前提下的。今天的电影管理者、投资者和拍摄者，与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一样，都有着只要成绩、不做储备的思维。没有人再把过去我们有过的、现在世界各国也依旧存在的“电影业是国民精神公益事业的一部分”的认识，再拿出来予以强调。
中国的电影在迈入市场化那一刻就错了，成了因穷而贪的牺牲品和自我异化者！记得十五六年前，电影票刚卖到十几块钱的时候，我问过旅美人士，美国当时的电影票卖多少钱，答说一般每张七八美元，而人家的平均工资是两三千美元，票价和月收入比差不多是1：300；我们呢，当时的平均工资也就三百多块人民币，票价和收入比差不多是1：20！而今天，票价随着影院租用地价的上涨一直水涨船高，这个比例不是在缩小，而是更加拉大了。
违反国际市场通行惯例的票价和收入比，在创作乏力的内地电影步入市场化之初，并没有起到助推作用，反而以价格为栅栏，将过去的“电影服务于广大观众”的行业宗旨，偷换成了“电影服务于时尚人群”。时尚人群在中国才有多少，普通大众又有多少？价高寡销、还是薄利多销哪个对电影行业的生存更有利？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可正确的答案却永远只能有一个！
艺术院线迟迟不能建立 再比如说艺术院线迟迟不能在内地建立，究竟是基于运作上的难度，还是管理思维上的难度，这是值得严肃追问的。文艺片导演近年为什么纷纷投身“大片”，因为他们不转拍“大片”，他们的作品就没人看，他们可能连孩子都养活不起。中国的电影艺术工作者只能在要么饿得半死，要么疯狂掘金这两极间做选择，他们没有“中间地带”。与此同时，在广大的高校、学院区和文化人集中出没的社区，大家只能通过酒吧、私宅影碟机里盗版碟和网上视频来接触本土和国外的艺术电影。“打开电视看电影”作为电影频道的广告语当然可以，可如果作为认识电影的基本方式，那不知道会给多少人在读解电影方面上带来谬误——在影院看电影和在电视上看电影效果能一样吗？
“综合拯救”迫在眉睫 没有理性的、层次分明的电影类型管理分类，没有明确的适看观众群的年龄限定，没有合理的票价上下限，没有充分考虑到投资方资金回笼利益的票房分成制度，没有“商业电影”和“个性电影”(我认为这个称呼应该比叫“文艺片”更准确)各自独立的公映途径，更没有与之相应的经营政策(对于不同类型院线的用地、税收乃至“个性电影”、“纪录片”等低盈利性电影的补贴规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所有的“拯救”呼吁和讨论，既有非同一般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却也都可能沦为纸上谈兵的游戏。“心花怒放不知为谁开”——很遗憾，我们现在似乎正玩着这样的游戏。徐江 (来源：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赵婷)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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