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上访被免 人们更愿意“信访”而非“信法”

　　湖北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冯缤，多次穿着法袍上访，最近被免去助理审判员职务。在社会舆论的关注下，“法官上访被免职”的新闻仍在继续发酵：冯缤表示将继续上访；很多人为冯缤的遭遇鸣不平，认为法院有“打击报复”之嫌；也有人认为冯缤过于偏执，失去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机会。

　　冯缤的妻子在孝感中院当了10年内勤工人，孝感中院不按新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将其辞退。这原本是一个小案子，按照正常程序，走劳动争议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渠道，应该能够妥善解决问题。然而，当冯缤对仲裁结果不服提起诉讼，法院却迟迟不予立案，经多次上访催促才勉强立案，法院判决仍维持仲裁结果，冯缤被迫继续上访，至因事情闹大被免去法官职务。这个带有某种“黑色幽默”意味的苦涩故事，让人联想到年初媒体披露的另一个苦涩故事：广西桂平市原信访办主任吴宗明，为自己的房子被强制拆迁而走上上访之路，两年时间过去了，他的信访诉求仍然未有像样的结果。

　　这些年来，针对各地居高不下的“上访潮”，不少人反复宣讲“信访不如信法”的道理，认为在现代社会，绝大多数矛盾和纠纷的处理都应当纳入法治的轨道，百姓有什么冤屈，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应当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必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上访。乍一看，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身为地方中级法院的法官，冯缤对这个道理应当比一般人有更多的体会和认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法律怀有坚定信仰的法官，却越来越对“信访”形成了路径依赖。冯缤的故事再次说明，“信访不如信法”的道理是要打折扣的，“信法”很多时候并不比“信访”更管用。

　　“信访”又是如何呢？吴宗明在地方政府信访办主任职位上干了三年，对中国信访制度的运行状况有着深切的了解，不料，他得出的结论竟然是“信访无用”——如今他为自身维权仍然选择上访，不过是一种聊胜于无的努力，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式的徒劳罢了。事实上，现行信访制度中有太多问题足以佐证“上访无用”论。比如，信访部门负责接待信访，却没有解决问题的职权，职能部门具有解决问题的职权，却往往对信访部门转过来的办理意见漠然以对。又比如，群众的问题在基层得不到解决，跑到省市、中央去上访，省市、中央将问题批转回基层，要求基层妥善解决，但基层若能妥善解决，当初群众又何至于上访？

　　既然“上访无用”，何不“信法”？然而，徒法不足以自“信”，且不说一些法官难免受到各种诱惑和影响，难以做到严格依法公正审判，就算法官六根清净、廉洁奉公，但诸多外部环境因素又难以确保他独立审判，若不能禁绝众多案外“法官”以各种方式参与“审判”，司法的结果又如何能够公正可信？

　　从老信访办主任选择上访，到法官身穿法袍反复上访，可见由于法治基础薄弱，法律公信力欠缺，人们更愿意“信访”而非“信法”。但“信访”本身问题多多，乃至上访成为“无用”，又使“信访不如信法”成为逻辑的期待；而“法”之信用不彰，又使得“信法”大为不易。这似乎是一个周而复始的死循环。归根到底，解决“信访”之弊端需要法治，解决“信法”之不力也需要法治，国人终将从“信访”走向“信法”，中国才能真正走上法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坦途。

　　当前，惟有深入推进包括司法体制改革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增强法律公信力作为突破口，努力夯实法治基础，使冯缤、吴宗明们以及更多普通群众都能确立对法律的信任和信仰，才有望走出上述“信访”与“信法”纠结不清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