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人难走近自闭症患者 他问老师“什么是感情”

康复中心的老师和孩子在做游戏

万香文和魏卓

康复训练

　　冰点特稿：冰箱里的孩子

　　本报记者 从玉华

　　18双黑亮的眼睛，看上去与别的孩子的眼睛没什么区别。可只有静静地凝望上好一会儿，你才能发现，他们眼睛里倒映的是一个外人无法走入的世界。

　　这是一群患上了自闭症的孩子。一个8岁正换牙的男孩似乎在看你，他的嘴角甚至浮起了微笑，还做出了拥抱你的姿势，可他扑过来只是死死抓住了你头上的蝴蝶发夹。

　　一个2岁半的男孩的目光快速地掠过人，然后停留在自己的手上，他把两个大拇指抵来抵去，他比较着相同的指甲，膝盖、鞋子，然后是桌上相同的饭碗、相同颜色的积木。事实上，他比较眼前一切相同的东西。

　　一个男孩，像追赶着自己的尾巴，不停地旋转，让他停下来的办法是，给他另一个旋转的东西，比如电扇、玩具汽车的轮子，比如画太阳。他可以一刻不停地画太阳，一个又一个，一页又一页……他的瞳仁里装满了大大小小的“圆”。

　　唯一的女孩，用美丽的大眼睛打量身边的每一个人，突然，这个天使般的3岁女孩，跑到每个人身后，用鼻子闻别人的头发、衣服，然后蹙动鼻翼，做深呼吸——她享受着“闻到的世界”，而不是“看到的世界”。

　　他们全部身患被称作“精神癌症”的自闭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20分钟就有一个自闭症孩子诞生。

　　因为眼神冷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被称作“冰箱里的孩子”。在珠海“万香文自闭症康复中心”里，最大的孩子14岁，最小的只有18个月。

　　25岁的魏卓静静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在他眼里，这些孩子的眼睛，倒映的正是自己的过去。

　　他是一个曾被宣判“永远不能痊愈”的自闭症患者。大学毕业后，他和妈妈一起，选择成为万香文自闭症康复中心的老师。

　　“老师，什么是感情？”

　　身高1.80米的魏卓看起来“健康、正常极了”，珠海市潮热的风吹拂着他柔软的齐肩长发。

　　灯泡坏了，水管坏了，他上街买零件，运用中学的物理知识修好它们。他上银行存钱取钱，输入密码时，会拿另一只手把键盘罩着。他会看地图，坐公交车去很远的地方买电脑内存卡。他知道心疼妈妈，看到妈妈一头汗，会去拿毛巾。他喜欢听周立波的笑话，喜欢看《百家讲坛》。他还是电脑游戏高手，会上网偷菜。

　　可跟他交谈，只用花20分钟，就能看出他的与众不同：

　　他不爱接触陌生人，不爱出门，几乎没有朋友。来珠海一年，他没看过海，也没打算去看海。他吃饭总是坐在冰箱前那个固定的位置。他买东西，总是走固定的路线，去固定的店，买同样的牌子，甚至同样的颜色。

　　他刻板地执行每一项“命令”。妈妈让他买两元钱的菜，他会买上两元钱的西红柿、两元钱的肉、两元钱的黄瓜、两元钱的洋葱——10样菜，不管这个菜是8元一斤，还是5角一斤，他都跟人说：“我只要两块钱的。”

　　他很少流泪。最心疼他的姥爷死去，他像个没事人儿一样，站在大门口“望了望”。他不知道亲戚这个概念，分不清“表兄”与“堂兄”的区别，也理解不了姨妈的孩子结婚，妈妈为什么要给红包。他说：“这个世界，除了妈妈，谁死了，我也不难过。”

　　魏卓大学里学的是美术，他最喜欢梵高的向日葵，理由是“形状和颜色很美”。他可没看出梵高的向日葵“像团火”，他面无表情地说：“那是你们正常人的感觉。”

　　他的导师要他“把全部的感情融入画里”，他说：“老师，什么是感情？。”

　　他的妈妈、自闭症康复中心的创建者万香文觉得，经过艰苦地训练，儿子已经看起来正常许多，但“他就像一幅高明的赝品，只有对自闭症有足够经验的人，才能发现他还有自闭症的影子”。

　　自从2009年万香文的自闭症康复中心成立以来，无助的母亲们带着她们同样无助的孩子，从四面八方赶来。有的从澳门过来，比如豆豆的父母，每天要背着他来回两趟穿越人山人海的拱北海关，他们等不及澳门的官办自闭症康复机构，那里有几百人排着队，每个人一周只能轮上一小时。有的从佛山、深圳、香港过来，一个14岁男孩，父亲是佛山一家医院的副院长，发表过47篇医学论文，但他被孩子的自闭症彻底打败了。还有位家长是大学老师，当他还坐在摇篮旁的时候，他就读着蒙氏教育的书籍，想把孩子培养成科学家，但医生却告诉他，这是个“终身不能痊愈的自闭症孩子”。

　　根本没有人能说明病因是什么，也没有完善的治疗办法。自闭症，这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就像恶魔一样，每20分钟就伸出魔爪，从地球上抓走一个孩子，不分种族、民族、家长的受教育程度。

　　从第一例自闭症患者——美国男孩唐纳德于1943年被确诊开始，自闭症已经进入人们生活的半个多世纪。目前，英国的自闭症发生率最高，87个人中就有一个；美国97个人中有一个；日本是112人中有一个。其他国家从1‰~10‰各不相同。各国的统计数据有较大差异，主要原因在于诊断的能力。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全球自闭症平均发生率占人口总量的4‰。

　　我国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调查数据。但按照4‰这个比例数据来推算，我国的自闭症患者约有560万人。

　　很多家长是第一次从医生那里听到这个名词。他们最初也几乎想象不到，这个医学简称只有“ASD”3个字母的病症，将怎样吞噬一个孩子，甚至一个家庭。

　　万香文是在儿子10多岁的时候，才知道自闭症这个词的，从她在公共厕所看到的一份小广告上，纸上所描述的症状，正是小时候魏卓的症状。后来,她拜访了许多医生，确定了魏卓就是自闭症。

　　事实上，1985年，魏卓出生时，国内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自闭症这个名词。1978年，北京一个叫王伟的男子成为中国第一例确诊的自闭症患者。1985年，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医学工作者留学归来，中国大陆才有了自闭症的诊断标准。

　　几十年又过去了，魏卓、王伟都已成年。如今，王伟跟着妈妈在北京市一个治疗自闭症的康复协会里做义工，他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扫地、打水、在发票信封上盖章，还能拎东西到邮局。医生说，他没有走出自闭。相比之下，爱看电影、爱读小说的魏卓要好得多。

　　他们不是精神病

　　没人说得清“魔鬼”是怎样抓住魏卓的，即使是世界上最权威的脑科大夫也不行。

　　但可以肯定，当魏卓还是个婴儿，妈妈把《牛津英汉大辞典》给他当枕头，希望他长大成为“大人物”时，这个魔鬼就潜伏在他的大脑里了。

　　“设想你的世界中，每个声音都像电钻一样刺耳，每丝光线都有如电火花般刺眼，身上的衣物好似砂纸，甚至母亲的面庞看上去也裂成一堆令人恐惧的碎片。”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家卡米拉与亨利·马科拉姆这样来描绘自闭症患者的感觉。

　　从小，魏卓就不愿意被人抱，一抱他就哭，拿手往外推人。他几乎不笑，眼神活泛，却很少与人对视。他喜欢看转动的洗衣机、电扇；喜欢抱着绳子旋转，几乎快勒死了自己；他每天不停地转鸡蛋、苹果、玩具车轮子、比自己还高的大铁锅盖；坐公交车，他哭着要把司机赶走，自己转动方向盘。

　　小魏卓冷漠极了。他不认识妈妈，不认识家，无数次走丢。妈妈找到他时，抱着他哭，他跟没事人儿一样，冷漠地推开妈妈。妈妈做饭，切了手，烫着了，流着血，他都不会多看妈妈一眼，就像陌生人。

　　快4岁了，魏卓还不会说一个字。他不知道钱的概念，闻着面包香，就进面包店，抓起来就吃。他行为刻板、重复。无论到哪里，他都会带上一个棍子或者伞，胡乱抡，常把大便打得满屋子到处都是。他只喜欢睡墙角、或者衣柜，哪怕是在家乡吉林省四平市零下20多摄氏度的冬天。他喜欢撕纸，每天不停地撕，直到初中，老师还总是在他的课桌右角处发现一堆纸屑。他每天走相同的路线，换了一条路，就大哭大闹。

　　这个古怪的孩子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穷的麻烦。他上幼儿园第三天就被退回来。后来，父母离婚，父亲离开家，妈妈万香文不得不辞职回家，24小时照顾他。

　　25年后，万香文在相距东北家乡几千公里的珠海，看到康复中心的孩子奇怪的举止，就像穿越了时空一样。眼前的很多场景，好像是按下了她当年生活的回放键。

　　沟通障碍、语言障碍、刻板的行为是自闭症的三大核心缺陷。

　　这里的绝大部分孩子，到两三岁时还不会说话，即使有语言，也很混乱，像来自火星的孩子。有的孩子能说话，却是鹦鹉学舌，不懂语言技巧。家长说：问阿姨好。孩子说：问阿姨好。哪怕最终花几个月他学会了：“我叫田田！”可他仍然不能理解“田田是谁”，“我是谁”，更不能理解镜子里的人就是自己。

　　“这些太难了，他们的思维就像一条直线，只有一个方向！”康复中心的刘老师说。

　　他们对某些声音格外敏感。有的享受塑料袋揉搓的声音，有的喜欢听两个瓶子撞击声。有的一听到汽车自动锁门“嗤”地一响，就躁动不安。

　　他们对颜色的刻板，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吃午餐时，有的孩子专吃白饭、白馒头、白鱼，鱼做成红烧的都不吃。有的孩子只喜欢吃黑的，米饭非要拌上酱油才吃。有的孩子只愿意喝一种颜色瓶子装的水。

　　他们动作反复、怪异。吃饭时，有的孩子吃一口青菜吐出来，用手捏捏，再喂到嘴里，不停地反复这个动作。有的孩子专捡别人脸上的米粒。他们喜欢玩手，可以一整天，让大拇指和中指揉搓，仿佛永远有搓不完的泥条儿。他们回家永远走一条路，家里的东西，只能按原样摆放，稍有改变，就会哭闹。他们有的像时钟、像导航系统一样，走到某个地方、在某个时间点、准点尖叫。有的每经过一棵树，就会尿一点儿尿。

　　他们伤心的父母，目前并不知道这些孩子将来的结局。在过去，一些成年自闭症患者的最后结局，是被家人拿铁链拴起来，直至死去。直到最后人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死于自闭症，而不是精神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