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事科学院主要从军队史和战争史角度进行研究。在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前后发表了一批抗战史研究成果。如军事科学院出版三卷本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很有分量。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撰写、出版了《中华民族抗战史》。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则开辟专章讲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

　　改革开放前，抗日战争研究还是比较零星、分散的，受政治环境影响也是难免的。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分寸不好掌握。所以在这时期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中，中国的抗日战争往往被写成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战争。对中共和敌后战场反映比较充分，而对国民党和正面战场，以及其他党派阶层的抗战，则写得比较简略，批评和否定的内容也写得比较多些。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以资政育人为宗旨的历史研究也更强调学术研究、尊重历史的方向。

　　《望东方周刊》：有人认为这种写史方式是“党派抗战史”？

　　李蓉：这个表述不准确。从中共的抗战经历出发写史，为现在执政提供经验教训和总结规律，这个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中共抗战史和中华民族抗战史相比各有侧重，中华民族抗战史涉及的面可能要更宽泛一些。

　　针对这种“以点代面”的偏颇，胡绳早就提出：中华民族的抗战史是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参加的抗日斗争历史，不仅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许多爱国党派也主张抗日，不能否定和抹杀他们的贡献。因此，修中国抗战史，不可能不涉及中国社会各阶级、党派、团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中共的友党、友军，他们都是抗战的参与者。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抗战史，研究路径由原来比较单纯的中共党史内容扩展到全民族的抗战史研究上来。与此同时，抗战时期的党史研究本身也在继续深化。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修史主体不断壮大、修史手段渐趋多元、修史客体的外延扩大内涵深化三方面来探讨。

　　首先就是，抗战史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书写手段逐渐多元。除了专门的研究部门，还有大专院校等单位的学者也参加了修史。

　　中共史观更开放了

　　《望东方周刊》：官方修史、学者修史和民间修史的路径、侧重点、模式有何不同？

　　李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是共同遵循的，虽然各自的角度和兴奋点不完全相同。所谓官方、民间修史，其实都是学者修史。同样是研究部门，研究角度和兴奋点也会不完全相同。

　　如一些社科院的学者，他们比较注重运用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擅于实证性考察，以小见大。这对抗战史的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可以帮助人们更细致、具体地了解历史，也可以开拓研究的视野。从研究对象来看，有不少文章是从政治、军事向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史等多角度转变。

　　一些大专院校的学者也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研究抗战史。比如南开大学的学者在研究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迁方面就取得不少成果，对抗战史的研究很有启发性。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方针其实跟社会现实紧密相连。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反映历史、党史，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角度。还有一些学者关注细菌战、化学战、重大惨案或者慰安妇问题，这都是过去党史和抗战史研究中曾经比较单薄、推进比较艰难的一些课题。现在通过许多学者和热心人士的努力，借助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把日军侵华期间的非人道罪行加以揭露，并把资料留存下来。这也是在固化历史，教育后人。

　　《望东方周刊》：抗战史研究内容上有什么变化呢？

　　李蓉：中共抗战史不完全等同中华民族抗战史。以前的抗战史研究比较关注战争，现在却扩展开来，既有战争，也有社会生活的变迁、社会心理的变化、政治生活中的民主运动、全国的抗日文化运动等等。

　　以前史学工作者的视野和资料局限或侧重在敌后根据地的建设，现在扩大到全国，除了根据地，还有沦陷区、还有国民党区域；过去侧重于共产党自身建设、军队建设等方面，现在则从总结共产党局部执政经验的角度，也对抗战时期的政府工作、经济工作、社会工作等进行研究。

　　对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和贡献，以前因解放战争时期将其视作战犯、“人民公敌”，所以对其抗战中的消极方面揭露、批判比较多。现在也批评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但已经将国民党的顽固派和民主派区别开来。即使是对国民党顽固派，也是实行又团结又斗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简单的全盘的否定。

　　事实上，历史发展往往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对国民党来说，也不是说一个“对”或“错”就解决问题的。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有的是根深蒂固的反共立场和错误认识所决定。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制造摩擦，这都是事实，无法回避。但他将抗战坚持到底了，没有投降当汉奸，那他和汪精卫就不同。

　　此外，对国民党区域的研究也是深化，包括经济、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等。毕竟国民党还是在抗日的前提下，一直没有离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敌当前，只要抗日，就应该肯定。这些都说明，全民族抗战的视角在不断深化和拓展。

　　总之，抗战史研究的拓展方向就是，从敌后根据地、解放区到沦陷区，到国民党统治区，全方位的研究全国不同地区的情况；从敌后战场到正面战场，从前线到后方，从西南到西北，包括全国在内；从中共到其他党派，从中国抗战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政治、军事到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有许多内容值得去继续深化研究。

　　史料缺乏始终是问题

　　《望东方周刊》：能谈谈台湾对抗战史的研究情况吗？

　　李蓉：我了解的台湾研究情况很有限，但感觉到台湾对抗战史的研究基本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反映共产党抗战的不多。

　　事实上，在抗战史的书写问题上，大家越来越心平气和。200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胡锦涛主席对抗战初期以国民党军队为主的正面战场做出“积极抗战”的评价，这令台湾的国民党人士很是感慨，极受感动。胡锦涛在讲话中明确提到的8位抗战英雄里有一半是国民党军官，这说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无分党派，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都一样值得讴歌和缅怀。

　　共产党对于历史的重视程度也高于国民党。2005年到台湾访问时发现，国民党党史会的工作人员一共才3个人。当然，国民党也曾非常重视党的历史。但现在有很大变化。

　　《望东方周刊》：抗战史研究中有些怎样的挑战和困难？史料缺乏还是修史的大问题吗？

　　李蓉：史料是修史的前提和基础，修史离不开史料。对抗战史的研究来说，史料的不充分、不完备始终是一个问题。主要是国民党政府退出大陆时带走了很多档案，导致在改革开放前大陆的抗战史研究史料缺乏，特别是国民党方面的史料缺乏。改革开放后，大陆学者辗转看到一些台湾学者所著的国民党抗战的书籍，也有很多学者想办法到台湾搜集材料，至少作为历史研究中的相互参照。

　　中国抗战史的资料，因为在战争环境里，进行及时、明确的战争伤亡统计或者战报统计本身就困难，再加上日军投降时又在日本本土和中国销毁了大量资料，接着又是全国解放战争，这些因素都给抗战史资料的保存造成困难，也给研究者带来很大的难度。

　　随着史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和推进，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成果也会不断问世，不可能一劳永逸、踏步不前。当然，研究者们也要付出艰苦努力才会有所收获的。

　　“中流砥柱”无须质疑

　　《望东方周刊》：近年来有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表示质疑。

　　李蓉：这不足为怪。其原因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了解不够，对中国抗战的历史了解不深。在如今这样开放的社会氛围里，因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得到比过去多的介绍和肯定，有人就对共产党的作用表示怀疑，认识模糊，提出：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表现在哪里？这些问题，要摆事实讲道理，是可以让人信服的。虽然“中流砥柱”只是一个形容性名词，但确实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其实在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反映的是客观历史事实。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提出抗战主张，一直坚持抗战；同时强调争取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一场人民战争，团结争取了一切抗日的力量；共产党制定了全国抗战路线，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还重视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改造，为全国树立了民主的榜样。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抗战史的研究同社会现实紧密相连。我们努力去深化研究抗日战争史，就是要写成信史，达到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目的。对那些对中共历史认识不全面、甚至有偏见的观念，可以通过全面的、科学的、准确的历史来进行教育和纠正。

　　《望东方周刊》：另外一些观点是，应该打破传统的研究和书写模式，按照“历史事实”来研究和书写抗战史？

　　李蓉：这个提法有片面性。传统的研究和书写模式，需要创新、发展，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更不能说就没有按照历史事实的研究和书写抗战史。只是时代在前进，人们的观念在变化，研究角度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人们思想拨乱反正，已经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抗战史也从共产党党史的一部分扩展和深化到全民族的抗战史研究，这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这不等于说党史就不再需要，更不能说原来的历史叙述不真实。对传统研究和书写模式要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加以全盘否定，更不能同现在的研究完全对立。要看到，之前的研究奠定了今天的基础，并提供了横向比较的可能。

　　要允许抗战史研究有一定的阶段性。要克服历史研究中的虚无主义，把澡盆里的脏水倒出，并不意味着要把盆里的孩子也一起泼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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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