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年前日本曾经出过一套二战战史资料，编纂很用功，但成果不能说很好。”萨苏说，通过日本官方的研究史料，他发现日本在研究抗战问题，多数都是“只见树木”。比如对“南京大屠杀”，日方十分重视单个事件的研究，有些研究者会通过对单个事件的否定来否定整个大屠杀的存在，“其实这样只会在屠杀人数上有差异，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了大屠杀，实际上是个定量和定性的问题。”

　　日本官方研究者在做二战研究的时候，一般只用保留下来的官方资料进行。但萨苏说，在战败时，日本政府为了躲避战争责任已经毁掉了大部分官方资料。

　　得到政府资金支持的研究多是大学教授等人文学者，无论左翼和右翼日本政府都会进行支持。

　　没有得到政府支持的民间学者数量也很多。萨苏说，曾经有一位牙医出身的研究者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中国的空军抗战史，“他最了不起的就是努力把战役里的每个人都找到，然后一个一个去采访，最后出了一本描写中国飞行员的书，叫做《中国的天空》，历史价值甚至超过中国的研究成果。”

　　此外，日本老兵还组织了各种联谊会，并成为民间的研究主力。这些联谊会经常将回忆录集结成册，从而留下来大量资料。“近几年随着老兵们的逐渐离世，这些组织也日渐衰微。”但是，这些没有正式刊号的出版物中有很多珍贵史料，正是中国和日本官方研究中所欠缺的内容。

　　与中国不同，许多侵华日军都随身携带照相机等设备。他们以及随军记者们所拍摄的即使没有人物的景色照片，现在都成为了绝版资料，“那时候我们自己还没有人去拍照片，但蔺相如的墓地，北京的各个城楼等就留在了日军的相机里。”

　　萨苏说几天前他刚刚从老兵联谊组织得到一个相册，整本重达6公斤，内容主要是“九.一八”后的东北实况。“天鹅绒面做成的底子，封面上还镶嵌了银饰，打开后，就看到大量日军侵占东北时期各种图片。”萨苏说，他越翻越惊讶：里面甚至有日军占领每个县城时的战斗，甚至还有马占山战马的尸体。

　　许多问题都需要研究

　　对比中日双方的研究，萨苏总结说，日本方面的研究更加重视细节，强调直接证据，从细微处进行扩展，“比如日本记者在描述一艘军舰被击中的时候，往往会详细到炸弹把厨房给炸坏了，把酱油瓶子炸碎后，酱油泼洒到墙壁上。这样有时候就会只重视了细节，而恰恰忽略了更为重要的整体性。”

　　虽然日本人记录事情非常详细，但官方记载和民间记载经常截然不同，“官方在上报伤亡的时候，总是多报杀伤敌人，少报自己的伤亡，比如在太平洋战争的塞班岛战场，日军和美军交手，每次都是将尸体拖回，堆到后方，以至于给美军造成了战斗虽然激烈，日军却几乎打不死的印象，让当时的美军非常沮丧。”

　　还有洛阳战役，前后共打了15天，战斗一直非常激烈。其中一场惨烈战斗后，日军只报告55人伤亡，却是消灭中国两个军。但在日军老兵的记载里，日军在一场刺刀战中就曾伤亡数百人。

　　日本在研究“二战”时，通常会借鉴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史料，“我有一次在文章中使用关于平型关战役的资料时，通过查询日文资料发现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包括八路军怎样从悬崖上冲下来消灭千名乱作一团的日军。后来回国看到一本回忆录，感觉似曾相识才知道那个资料是日方依据中国的文献编译过去的。”萨苏说。

　　在日本的图书馆里，可以找到大量关于中日战争的书籍。比如大阪图书馆就保存着大量中国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日本的图书馆中通常可以看到半架半架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籍，还有日军侵华时期的各种说法，作者包括大陆的，台湾的，也包括日本自己的。”

　　萨苏认为，关于日军侵华的史实，在日本大多数教科书里的态度基本明确。他说，引起亚洲其他国家强烈反感的右翼教科书，使用率低于1%。

　　“二战”后，日本逐步取消对青少年的武士道精神教育，“日本逐渐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后，年轻一代已经很难想象曾经和别的国家人打过仗，还留下了罪行，普通的日本人根本无法理解。”萨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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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