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深圳转型须坚持推制度改革

　　英国《金融时报》文章

　　原题：深圳的彷徨

　　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迎来30岁“生日”。从昔日的小渔村到全球新兴市场的样板，深圳以其历史性的变迁，向人们展示了市场的力量。这个特殊的样板依靠行政指令体制下的创新，建立了独特的市场，先于中国其他地区，与全球融合。

　　然而，30年后的深圳正感到彷徨和失落。当市场化不再成为某个城市的特权，深圳的特殊政策反而成为前行的桎梏。这座本应更加开放的城市开始自怨自怜，甚至显露出官僚主义的弊病。

　　笔者有朋友在深圳教书，为得到深圳户籍，自愿从大学转到中学，但即使在中学，他仍然感受到了体制内外完全不同的待遇。体制内外的教师，工作上没有丝毫差别，收入差距却相差一倍。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改革桥头堡深圳，说明这座城市有未老先衰的可能。

　　一次笔者从深圳机场回沪，机场服务人员以恶劣的态度告知只能手提一个包。笔者当着服务人员把手提的小包塞入大包，还没等拉上大包拉链，就被面带傲慢的服务人员挥手放行。既然民航条例对包裹重量有限制，又何必另生枝节？深圳的官僚气息不止于此。

　　也许上述现象都是中国现阶段的常态，但这样的常态与深圳这座理应更具活力、更具市场效率的城市联系在一起，凸显了深圳的彷徨。就像其他一些内地城市一样，深圳将公共关系置于市场与公平之先，如此一来，离市场与公平的精髓———法治会越来越远。

　　深圳正处于转型的阵痛之中，当富士康迁往郑州，当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开始北上，意味着急于求进的深圳有可能被高、低两端的劳动者所抛弃。

　　如果行政体制改革没有跟上市场的步伐，反而抱住了市场的腿，那将是中国潜伏在冰山下的最大危险。

　　从近代中国开始工业化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不曾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曾拥有堪称世界领先的北洋水师与轮船招商局，却没有建立起一套相适应的军事体制，也没有建立起与先进的水运公司相配套的市场体制。

　　建立中国特色制度的前提是，承认市场的效率、承认司法的独立，而后建立符合中国本土文化色彩的体制。无论从中国建立现代工业国的历史角度看，还是从金融危机后中国迫在眉睫的转型角度看，反思深圳30 年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