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南生：特区最大功劳引进“没有腿的巨人”

吴南生(右一)同志在莲花山上眺望深圳全景。资料图片吴老笑称“财政大权”都给夫人掌管。资料图片
　　“芳草一千里,碧林十二层”。

　　这是悬挂在吴南生客厅中的一副对联,铁划银钩,墨迹淋漓。

　　每年除夕,他都要写一付对联自勉。1979年写的是“托天陈大道,披胆语平生”,1980年写的是“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这是周恩来总理少年时写的自勉联,用极大的气魄诉说胸怀。

　　1982年,大量“冷空气”南下。上面一再催促,要广东省委写出特区工作总结报告。他亲自动手,写到第九稿,交省委讨论选用。汇报通过了,他却因过分劳瘁患急性心包炎倒下了,送医院急救。

　　病愈,吴南生书《孙子兵法》中的名句以自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

　　回眸三十载,得失寸心知。

　　市场经济

　　“没有腿的巨人”,谁都顶不住

　　南方日报:作为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荒者,又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第一位“班长”,您认为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吴南生:现在回过头看,特区最大的功劳就是突破,把 市场经济引进来了,应该说中国的 市场经济是从特区开始的。从深圳、珠海、汕头开始,到珠江三角洲,再到全国。我说 市场经济是个“没有腿的巨人”,他走到哪里,谁都顶不住的。引进了 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我认为这是特区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是特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不是一蹴而就的。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从经济秩序到社会管理到廉政建设,都要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还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人们的道德观念等,这样才能算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框架。我们不能看到已经取得成绩,就以为自己已经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了。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系建立起来,搞规范化的 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它需要几代人的实践和努力。

　　改革闯将

　　梁湘临终前,任仲夷拔掉针头送别

　　南方日报:特区的成功,离不开一批“ 改革闯将”。其中有人在披荆斩棘时中箭倒下,比如梁湘同志。改革开放30周年,媒体刊登了不少怀念他的文章,还有人呼吁“重评梁湘”,您怎么看?

　　吴南生:对于深圳人、广东人来说,不存在“重评梁湘”的问题。他是1981年来深圳接我的班,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为深圳特区建设立下汗马功劳。这个功绩是被历史和人民所铭记的,无需重评。

　　他到深圳工作,是杨尚昆同志和我推荐的。第一次即1980年,特区未正式建立时,尚昆同志找他谈,他没同意,之后他到中央党校学习。第二次即1981年初,他从中央党校回来,尚昆要回北京,任仲夷同志才来广东,省委要我回去,于是又和他谈,他同意了。省委常委会议记录写着:仲夷同志说:“梁湘去深圳工作的事,尚昆和他谈了,南生也和他谈了,他同意了……”这时,中央已准备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所以仲夷又说:“以后,过六十岁的不再安排,梁湘这次例外。”

　　1985年梁湘离开深圳时的演讲非常真挚,感人肺腑:“希望市长同志给我一个深圳户口。死后我的骨灰安放在梧桐山,我要面向世界,看到中国的未来!智利大诗人聂鲁达不是有这样一段诗吗?"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

　　他后来去海南当了首任省长,又被免职。1990年秋天,李坚真大姐在南方医院住院,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梁湘明天回来检查身体。我说:好,明天我去看他。第二天上午,我先到南方医院等他,见面就问:“他们说你犯了错误,说你出国前做了套西装没给钱,钱究竟还了没有?”他说:“早还了。”唉,他的命运真是波折。

　　他1998年去世,才80岁。当时医院发病危通知书,仲夷同志正好在医院输液治疗,闻讯立即拔掉针头,赶到病房,紧握住已不能说话的梁湘的手,老泪纵横……

　　这段时间,我不在广州,许久后才知道他已逝世。2001年,我为《特区的由来》写了“后记”,最末写了“深切怀念为创办特区作出贡献、现在已永远安息了的朋友们、同志们!”,指的主要就是梁湘同志。

　　“安全着陆”

　　办特区时不出国,怕有人“找事”

　　南方日报:您和任仲夷同志等“改革闯将”能 “安全着陆”,确实不容易啊。

　　吴南生:梁湘性格太直了,没我“狡猾”啊。

　　说个故事,我办特区期间,坚持不出国。有一次万里同志问我,你出过国没有?我说没有。谷牧同志在旁边笑着说,南生同志是要创造不出国也能办特区的典型啊。其实,谷牧知道我不出国的原因。他曾经问过我,为啥不出去看看?我说,我是怕有人“找事”,万一人家写两封信说你在外面如何如何,一折腾,什么特区也办不成了。

　　我到了省政协工作之后,1987年才第一次出国,去了美国。学了两句话回来:“一个国家的经济,看交通；一个国家的文明,看厕所。”这个话很管用。那几年我到一些省市参观,他们介绍时说了许多许多成绩,但我一看,他们的高速公路上没几辆大货柜车,而我们的广深高速却经常得修路,因为车太多太重压坏路面。我当时就判断,他们说的不实在。后来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果然如此。这些年我们国家的交通建设很快,但城乡的厕所问题嘛,还需要花大力气、长时间去改善。

　　南方日报:呵呵,看来“不出国”也是改革者的智慧啊。

　　吴南生:能避的暗箭要避开,该顶的压力要顶住。1985年海南倒卖汽车事件发生,当时仲夷同志生病住院,我已经去了省政协,那天刚好来列席省委常委会。林若同志在会上传达说,新华社通知今天将播发一条新闻稿,说广东省主要领导对于“海南汽车事件”也有责任。

　　我一听就站起来说,我不同意。这样发稿批评,有什么根据?改革开放,什么问题都会发生,还没弄清楚就说主要领导也有责任,我们的改革开放还要不要搞下去?我这一说,其他同志也纷纷表态支持。于是省委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室,当时是乔石同志值班。后来中央回电同意,新华社就不发这条稿了。不知道任老知不知道这件事,他在世的时候,我没跟他谈过。

　　王安石有两句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谷牧同志退下来后在汕头题词,就引用了这两句诗。这是特区风风雨雨、曲曲折折的历史写照,今人可以为鉴。我请汕头的同志把谷牧同志这一题词刻石立存。

　　特区人才

　　“厅级”校长“处级”教授教不出优秀人才

　　南方日报:当年“孔雀东南飞”、“十万人才下广东”的情形令人记忆犹新。省委书记汪洋对深圳提出,未来30年,特区要再领中国风骚,就要在人才集聚上再领中国风骚。您能讲点意见吗?

　　吴南生:刚办特区的时候,在深圳很难找到技术人才。来了外宾,要英语翻译,还要向海关借人。前几年,我到深圳参观了几家企业,令人特别高兴的是,今天的深圳竟然聚集了那么多优秀人才,大多是改革开放后培养出来的。

　　汪洋同志说,未来30年,深圳要再领中国的风骚,就必须在人才上领中国的风骚,必须创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人才成长环境,而不是靠人情、批条子。这些意见,说得好极了。

　　在教育、培养、引进、造就人才领域中,还要做许多改革工作。现在我们“官本位”思想严重,蔓延到教育系统。

　　大学校长是“厅级”,大学教授是“处级”,是永远也培养不出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的。

　　现在深圳在筹建南方科技大学,提出“去行政化”的思路,希望他们能够在打破“官本位”方面闯出一条新路。

　　南方日报记者陈枫

　　(注:本文已经由吴南生亲自审定)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