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刑满释放开帮教中心 梦想开宝马做公益(图)

　　作为国内首个刑释解教人员帮教中心的成立者，王金云有着两年的服刑经历，他不避讳谈及这段经历，他说监狱对他的教育和挽救影响了他的一生。

　　这些年来，王金云获得过许多荣誉，其中当过北京奥运火炬手最让他骄傲。在服刑期间，王金云曾梦想当一名火炬手，显然，他已梦想成真。在他的博客中、名片上，都有一张当年他穿着运动服、举着奥运火炬、表情很兴奋的照片。

　　21岁时，不想过悠闲生活的王金云只身来深圳闯荡，如今他已过而立之年。在深圳，他经历了人生的起伏跌宕，他说深圳是他的第二故乡。

　　王金云一直希望能够为刑释解教人员群体拍一部励志电影，创作、演唱一首励志歌曲，到2013年成立一个非公募基金会帮助他们。

　　在王金云看来，有一份追求，人生就很伟大了。他说他不期望帮到很多人，他觉得1年帮1个人，30年帮30个人也一样很“伟大”。

　　刑释人员

　　■人物档案

　　姓名:王金云

　　身份:阳光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来深时间:11年

　　我不想过庸庸碌碌的生活

　　我学的是企业管理，1998年从湖北一所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湖北黄冈的政府部门工作，这在家人看来很不错，我起初也这样觉得，但工作后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很多人都是9点半才来上班，聊聊天、看看报纸、喝几杯水就差不多到吃饭时间了，每天过得很悠闲。

　　1998年我曾跟实习单位来深圳招商引资，那是我第一次来深圳，当年我21岁，通过媒体了解到深圳是个有梦想就能实现的地方。来深圳后，我很喜欢这个城市，觉得这里充满活力，机会很多，每个人都是忙碌的状态，而我就是喜欢忙碌的人。

　　回到黄冈后，我一直很怀念深圳，觉得庸庸碌碌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几个月后，我辞了家乡的工作，义无反顾地来到深圳，当时骗家人说要去外面出差。

　　1999年1月，我随身带了500元南下深圳，坐火车就花了130元。来深圳后发现，人们都穿西装、衬衣，我就花100多元买了件白衬衣，白天穿了晚上洗，晾干后第二天再穿。

　　大学期间我写了很多文章，获得很多获奖证书，很受老师、同学喜欢，所以当时对找工作还比较有信心，想找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但因为太年轻，加上没工作经验，而且普通话里带着浓重乡音，工作找得很不顺利，至少被拒绝过十几次。这给我很大打击，我原以为获奖证书和发表的一本厚厚的作品可以说明能力，但其实深圳看重的是你的实际能力。　　

　　只要付出了就会有回报

　　国际货运代理是我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我想做业务可以跟更多人接触，会增加对深圳的了解，还可以练普通话，业绩好还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可。

　　当时，我把生活排得满满的。每天早上爬32层的楼梯到海王大厦楼顶去读散文练普通话；每天见的客户有十几个，是同事的两三倍；每天坚持看书、写日记。周末，有同事找我出去玩，我都会拒绝，说要留下来洗衣服，还问他们有没有要洗的衣服，我可以帮着一起洗，这样做一是为了和同事友好相处，二是我没钱可以出去玩。

　　每天早出晚归，最多时一个月赚到过2万多元，而我在家乡的月工资只有600元，这让我觉得只要付出了就会有回报。做业务可以预算到每月的提成和收入，在这种希望中生活，就会觉得很快乐、很踏实。

　　在这家公司大概干了半年，1999年底，我花了十几万元，承包了一个国际货运代理的营业处，后来交给助手打理了。我总想做回企业管理，这时刚好有一个机遇，我就去了一家集团公司下属分公司任办公室主任。

　　3个月后，我为集团公司处理了一起纠纷，挽回了30万元的损失以及公司的形象。不久后，我被调到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当部长，有了近20万元的年薪，我非常珍惜这份工作。

　　集团公司总部有90%以上的人都是硕士学历，我只是本科，当时压力很大。在校友的推荐下，我准备去香港中文大学走读MBA的课程，当时申请赴港澳签注指标很难办，但通过公司还是申请到了几个指标。我到香港办入学手续后才知道，这个班的学历当时在大陆是不承认的，我就不想去上课了。当时还剩下几个指标，公司的一位领导说有朋友需要，我就将指标以他的名义到公安局申请办理通行证，这人给了我1万元的“喝茶费”。

　　通行证过了30个工作日还没办下来，我就去公安局询问。那天是2001年3月29日，到了公安局，我才知道领导的朋友还通过其他几个公司办理过通行证，已经进入了“黑名单”。我当时想，不就是给了他一个指标吗，这有什么关系，以为做了笔录后就可以走了。但后来我又被带到派出所，在一个小房子里关了一晚，我意识到问题严重了，但当时年轻没法律意识，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事。　　

　　这辈子竟然和监狱有了联系

　　第二天我就被刑事拘留了，被戴上手铐送往看守所。办完手续到监仓大门总共有两三百米，但我觉得这条路特别长，深一脚浅一脚，就像进了黑暗的通道，不知道前面的路到底怎么走，头脑一片空白。干警“轰”的一声打开厚厚的铁门，一下子有十几个光头探出头来，我出了一身冷汗。心情很失落，在进看守所之前，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到会与看守所、监狱有什么关系。由于一夜未眠，我特别疲倦，进去后我就问站最前面的光头:“我的房间在哪里?”引来哄堂大笑。

　　在看守所我心理压力很大，想到父母含辛茹苦供我上大学，我愧对家人。最让我感到幸福的事情，就是看到有人收到家人的来信。听到干警说“某某，你的信”，这个人就疯狂地从床板上跳下来，跑到那个小小的风窗口拿信。我觉得这比在乡下过年更幸福。

　　2001年底，法院以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判处我有期徒刑两年。2002年1月10号，我被投劳到广东武江监狱。进监狱前几天，我给女友写了封分手信，这封总共8页的信我写了7天。其实我当时是很矛盾的，但我觉得2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应该对她负责，让她自己决定比较好。

　　在监狱的生活很单一，吃饭、劳动、睡觉，周而复始，跟外界接触很少，总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每月会收到姐姐的来信，她讲她在幼儿园工作的事情:哪个孩子有很大进步了，她自己获得优秀教师了等等。我觉得好幸福，之前她跟我提这些事我会觉得她很罗嗦。

　　在监狱里，我希望被安排睡在监舍靠走廊的铺位或洗手间的旁边，这样可以在熄灯后借着走廊的灯或洗手间的灯写点东西。我在监狱里总共写了400多万字的日记和300多首诗歌，用了100多根圆珠笔芯，写的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思索。

　　2002年9月，我给深圳大学文学院前院长郁龙余教授写信，希望他帮我看看我写的诗歌。28天后他回信了。我当时很激动，拿到信后从一楼很快地跑到二楼监舍的窗边，凝望窗外的花草很久后才慢慢打开信。回信只有一页，“虽然我不知道你犯了什么过错，但我愿意在你奔向光明的路上做些什么”这句话我印象深刻，让我觉得其实社会很美好，还是有人在关心你。

　　2003年3月28日，我刑满出狱。监狱对我的教育和挽救影响着我的一生，也完全改变了我生活的轨迹。在最无望、最无助的日子里，写作让我对新生活有了更多的期盼和信心，每天都过得充实而有希望。现在回过头想想，我要感谢苦难的日子里有文字相伴。人，必须要有一个兴趣爱好，或者是追求，这样在面临大灾难时，会觉得再大的坎也能挺过去。　　

　　我有点找不到方向了

　　我还想在深圳重新开始，于是我开始找工作。我准备了26份简历，但只有3家企业肯收我的简历，他们都很好奇地问我“和死刑犯在一起是不是很紧张”。还有一次，一个公司的前台看到了我的简历，就问我“劳动改造”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

　　后来听朋友劝，我在简历中隐瞒了“劳动改造”的经历，这样我很轻松地进了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在这家企业，我干得很好，一个月后就转正了。几天后，在一次单位组织的饭局上，我和总监说，我有两年时间在劳动改造，总监当时说，“没问题，老板已经认可你了，好好干”。听到这句话后，我兴奋得一晚上没睡着觉。但第二天下班时，总监不动声色地把一个装有辞退通知书的袋子递给我，辞退的理由是“弄虚作假”。

　　那天我是走路回的家。在每个十字路口，我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本来20分钟的路走了4个小时，这条路犹如当时从看守所办完手续走向监仓的那条路一样。回去后我骗父母说吃了饭，回房间就睡了。第二天一早，我又精神抖擞地出去了，下班时间到了便回家，我不想让父母知道我被辞退的事情而担心。

　　那段时间，我经常到公园或酒店大堂坐着，傻乎乎地看着人来人往，想着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我有点找不到方向了。

　　当时我把压抑、痛苦、迷茫的心情写出来发到网上，想得到别人的支持和理解，增加自己的信心，没想到文章引来很多人的关注。我开始想，可不可以收集相关的东西，通过自己和别人的故事，给别人评论也好、教育也好、警示也好，让人们知道我们这个群体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