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薪潮异像：城市最低工资变打工者最高工资

　　受访人物：

　　李生，爱普生在深圳福信工业厂员工，28岁，大专学历，在福信厂工作6年，底薪（不计加班费、补贴）1400元。曾和工厂一部分员工主动要求厂方加薪。

　　莫慧妮，深圳宝安区高美玩具厂流水线普工，21岁，初中学历，在深圳打工4年，底薪一直是（不计加班费）900元。7月1日，随着深圳市实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她的基本工资上调为1100元，也就是深圳市规定的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标准 变成了农民工的最高工资

　　今年的端午节，李生过得有些忐忑。节前，他曾被工厂放假一周，起因是他和一部分员工，要求工厂加薪。

　　李生所在的福信工业厂，由爱普生和中粮地产合资。其中像李生这样坐办公室的员工归爱普生管理，而生产线上的普工则由中粮地产负责。“普工6月时就已经接到通知，底薪要加到1100元。而我们员工却没一点动静，说要等新的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出台。”

　　截至今年6月，底薪在最低工资标准之上的李生，还没有看到加薪的迹象。“我底薪是1400元，算上生计津贴、租房补贴是2600，最低工资标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从富士康、本田大幅加薪，全国多个省市上调最低基本工资标准开始，“加薪”愈来愈成为一股潮流。从7月1日起，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从900上调到1100元，这也是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以来，深圳市第一次上调基本工资。

　　一石激起千层浪。随着深圳市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开始推行，多数工厂应声而变。

　　在深圳市宝安、龙岗等多个工业区采访时，记者发现在招工中介那里登记的工厂，尽管试用期的工资还是900，转正后却都在1100元以上。有的工厂在1100元的基础上，象征性地加了20、30到50元不等。

　　在深圳打工四年多的莫慧妮，始终拿着900元的底薪。直到7月1日，她的基本工资才加到1100元，加班费也随着加薪有了上涨。虽然加了钱，但莫慧妮并没有显得很开心，她有些疑惑地问记者，“我们的工资，和那些老板们赚的钱相比，我们得到的是不是太少了？”

　　“所谓的最低工资，在农民工那里成了最高工资。”有“农民工律师”之称的周立太关注农民工生存状态已近15年，他抬高了声调，表达着对企业钻最低工资标准空子的不满。“1100，在深圳能干什么？增加的这200块钱，和物价上涨的速度相比，高吗？”

　　周立太的观点在全国总工会最新的一份调研报告那里得到印证，“2009年农民工平均月工资1417元，比2008年增加了77元。但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只能拿到当地的最低工资。根据统计，月工资在800元以下的农民工约有7.3%，800~1200元的占31.5%。”

　　民工荒让要求加薪的底气更足

　　在这次加薪潮中，有一个现象引起了学界、媒体的关注：即农民工通过各种方法，主动要求加薪的情况，与被动等待地方政府、企业、工厂加薪的情况并存。

　　“新生代农民工会主动要求加薪，主要原因是他们的选择余地多了，他们有资本和工厂讨价还价了。”“三农”学者李昌平认为，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民工荒，是农民工要求加薪现象多现的大背景。

　　“比如，在湖南老家打工一个月可以拿一千多，那我为什么还要跑到深圳、广州去打工？”在李昌平看来，珠三角的工资优势随着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弱，而用工荒，又给新生代农民工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选择的平台。

　　“富士康的普工底薪都能有2000了，他们再算上加班费，你想能有多少。”更让李生感觉不公平的是，“香港来的经理月薪3万，还都住宾馆。他们一个月的工资，都够我们一年的。”

　　尽管与那些要靠每月加班六七十，乃至上百小时，才能拿到一千七八的普工相比，李生的工资已算可以。但因为妻子、孩子和父亲都在深圳与他一起蜗居，全家每个月的开销至少三千多，虽然妻子也在打工赚钱，但他肩上的压力依然很重。“还要存钱，以后回老家买房子。”

　　据李生回忆，在2007年时，他们就曾写过联名信，要求工厂提高房租补贴或上涨基本工资。后来因金融危机，而不了了之。“今年3、4月份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提出要求，希望能把住房补贴涨一些，因为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涨过工资了。”

　　但厂方对此的答复是，房租补贴没有再加的可能。直到富士康、本田加薪后，这让李生和其他员工，看到了一线希望。

　　当问李生他们就不怕因为要求加薪，被工厂开除时，他在电话那头稍带犹豫地说：“日本人早都把人力成本控制在最省了……而且我也不怕，一直就有跳槽回老家的念头，只是没有想好我还能干什么。”

　　新生代农民工追求利益最大化 更现实

　　“我们会要求加薪，可能跟深圳这边的媒体比较发达，对社会上的不公平报道比较多，有关系。”李生说他平日里也关注新闻，有空的时候会去上上网。

　　“我给媒体打电话，就是希望媒体也能像关注本田那样，关注我们。”李生非常坦诚地说出自己主动给媒体爆料的目的。尽管声称“不害怕媒体”，但他还是小心谨慎。无论记者如何保证，都不愿当面采访，只愿电话采访，并且给了一个亲戚的手机号码。

　　在各类关于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区别的调研报告中，两代人“维权意识”的明显不同被多次提到。

　　“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近年来迅速增加，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新生代农民工较他们的父辈，更加不愿意忍了算了，而是利用法律为自己维权。”而据全总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采取集体投诉的方式，这高出传统农民工17.6%。

　　“现在有一个现象：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所以很多人效仿。”周立太说这是他在全国代理各类民工维权案件的普遍总结，“同样一件事，你去打官司可能会判你输，但要闹事，还能得到一些补偿。”

　　从周立太近15年给农民工维权的案例来看，这几年新生代农民工维权的数量越来越多。“1996年到2000年，大多数都是工伤维权。但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案子是不支付加班费、不办社会保险、辞退不给经济补偿等。”

　　这微妙的案件类型变化，让周立太也开始注意到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大农民工的区别：更现实，也更加追求利益最大化。“他们受的教育比父辈多，多少有一些法律知识的基础，更注重社保、加班工资这类有实际收效的维权。”

　　不过，面对不断出现的农民工要求加薪的风潮，周立太有自己的担心：“涨工资还是要靠政府通过制度来引导，因为这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还是个社会问题。今天农民工去堵马路，明天去堵火车、闹事，这不能解决长远问题。”（文中“李生”应被采访人要求，为化名。）

　　（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