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收入两极化趋势的不断加剧以及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增强，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趋势，特别是随着西方中产阶层深陷债务与危机之中，许多经济学家都将中国等新兴市场的中产阶层视作全球安全与繁荣新时代的潜在基础，中国的中产阶级能否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坚力量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战略性议题。
一、中产阶级的崛起曾经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全球范围内，中产阶级是一个尚没有确切定义的名词，通常依他们的收入、教育、专业以及职场影响力、社会活动能力等方面来界定。由于中产阶级是拥有一定程度上独立的经济地位、安逸的生活条件、较高薪酬的工作以及在社会发展中起稳定作用的社会中间阶层，因此，中产阶层崛起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占全社会家庭总数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市场消费的主体，具有强劲的购买力，是消费需求持续扩大的主要来源。2001—2005年，发达国家平均消费率已达到78．3％，同时，中产阶层的形成，是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产阶层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稳定器”，对人均ＧＤＰ向更高阶段跨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近些年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出现“集体塌陷” 然而这种趋势近些年来却发生了逆转，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全球中产阶级正在面临坍塌的危机，橄榄型社会有向“Ｍ型”社会演变的趋势。经济增长的收益流向了富人阶层尤其是富人中的巨富阶层，西方国家都出现了“集体向下沉沦”。
（一）美国中产阶级危机重重
战后，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美国社会结构演变主要体现在蓝领工人数量锐减，而白领阶层不断扩大。然而，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面临两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是收入增长放缓，到90年代后期出现停滞甚至实际收入水平的下降。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自1979年到2007年，美国家庭收入的中数增长了13％，也就是说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了。但扣除通胀因素，实际可支配收入反而下降了。
二是中产阶级内部出现明显分化，一部分上升为高收入者（主要是通过企业股票期权等资本收益），更多的中产家庭生活日益窘迫。根据纽约州立大学的研究，自1979年以来，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加剧，1％人口占有了80％的新增收入。不断上升的经济压力使得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靠负债维持超出其支付能力的生活水平，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华尔街不断翻新的金融产品也刺激美国中产阶级选择了高负债、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从1983年到2004年，美国中产阶级的负债／收入比率从0．45上升到1．19。可以说，过去二三十年来美国经济的景气，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产阶级靠信贷支撑的过度消费的基础之上的。
此次经济危机给中产阶级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累计失业人数超过800万人，多达200万美国家庭由于无力支付房贷而失去住房。此外，中产阶级面临的困境除了来自经济衰退因素以外，还与联邦和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公共服务投入减少有关。
（二）欧洲中产阶级困境难解
美国的情况同样在欧洲上演。近些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收入两极化趋势的不断加剧以及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增强，德国中产阶级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2006年以收入水平衡量的德国中产阶级群体所占比重已由2000年的62％下降至54％。
由于在过去三四十年内法国中产阶层收入上涨速度落后于住房、水电、燃油等物价上涨速度，导致目前法国中产阶层每月身负的“强制性开支”比重提高，进而使得他们可自由支配资金比重下降，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调查结果显示，1979年“强制性开支”平均占法国下层中产阶层月支出的21％，但2009年时这一比例上升至38％。对上层中产阶层而言，“强制性开支”比例也在这段时间内从20％上升到32％。
金融危机以来，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持续缩水的家庭资产，一路攀升的负债表使西方国家的消费总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资产的去杠杆化严重影响到欧美等国的负债型消费模式。中产阶层群体的频频告急，让各国政府意识到，这一阶层的危机可能导致经济复苏后继乏力，受到经济长期低迷的威胁。
三、深层次结构和体制因素让中国至今尚未形成庞大的中产阶层 当前，随着西方中产阶层深陷债务与危机之中，许多经济学家都将中国的中产阶层视作全球安全与繁荣新时代的潜在基础，那么中国的中产阶层能担此重任吗？
（一）中国为何没有形成庞大的中产阶层
在2000年之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已经出现了中产阶层崛起的趋势。根据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ＧＳＳ的综合分析，如果按照中国中产收入标准为11800—17700美元／年约合人民币79945—119918元／年的标准，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为23％左右。尽管如此，我国仍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为何没有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呢？
首先，在整体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的背景下，很难形成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增长的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上世纪80年代为我国基尼系数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目前，中国基尼系数为0．5左右，无疑已超过了国际上惯例的警戒线。
其次，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在以投资、工业化为主导，而不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中，很难产生大批中等收入者。高收入群体主要靠投资性、风险性收入，中等收入群体则主要靠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要素获得收入。在服务业比例较低、结构严重不合理的情况下，这很难做到。
最后，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很难造就中产阶级的成长。比如，中产阶级在高房价的压迫下正在“无产阶级化”。一般而言，国际通行的居民住房开支，应占家庭收入的20％—30％左右，房价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积的住房价格与一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则在3—6之间。当房价收入比高于10时，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负担高水平的房价。但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07年，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平均为15倍，北京为23倍。
（二）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是向“橄榄型”社会转型的首要议题
其一，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是我国中产阶级壮大的前提条件。创造“国家创基业企业创财富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的大格局，保护私有财产有助于创造出良好的市场投资环境和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进而催生新的中产阶级。
其二，在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方面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国再分配机制的“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所以深层次改革不仅需要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实施“调高、扩中、提低”的战略以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
其三，针对高房价扼杀中国中产阶级的现状，对住房制度和供给体系应进行彻底改革，尽快启动住房市场“双轨制”，将投资性需求和奢侈性住房交由市场，真正出于消费性和自主性住房需求的交由政府，并根据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对土地供应和金融支持做出合理安排。同时，相应的土地政策、财税政策、保障政策、金融政策等加以明确划分与定位，不能再重复过去那种应急式的短期急风暴雨的政策。
其四，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中产阶级的发展潜力。在总体布局上，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在具体安排上，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构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以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有效的向上流动的机会，为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扫除制度障碍。（张茉楠）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责任编辑：renyue)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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