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红利渐消失 专家：人口政策应关注家庭

　　人口政策应更关注家庭

　　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时代，中国实施了30年的人口政策，正面临着未富先老、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等诸多问题。

　　9月1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举办的“人口转变后的家庭变迁国际研讨会”上，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解振明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

　　陆杰华表示，现阶段人口政策应该抓住机遇，适时有序作出调整。他建议，可着手扩大放开“二胎”的试点。而解振明则认为，要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人口政策的放松。最重要的是调整社会经济政策，实现社会经济与人口结构的协调发展。

　　而两位学者都认为，为了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各方面政策调整应更关注家庭。

　　《21世纪》：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已经凸显，这与现行的人口政策有何关联？

　　解振明：中国人口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跟上人口结构的变化。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是经历了一二百年的自然变迁才最终形成的，在这漫长的时间内，人口结构可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演变，而中国仅仅通过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将之前每家生五六个孩子的情况，人为改变成了每个家庭一个孩子的状态。短期内中国人口结构已经转型，但经济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这导致“未富先老”问题凸显。与此同时，妇女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提高，民间重男轻女观念依然盛行，当允许生育的孩子数量减少的时候，很多人就会通过人工干预去实现生男孩的目标，性别比失调自然出现。

　　陆杰华：此前我国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大多集中在人口规模即数量问题上，目前或者将来更需关注的是结构和分布上的问题。目前，我国的人口迁移率已经达到47%，“十二五”期间将达到50%，大量人口迁移造成人口城乡和区域的分布不均，而目前的社会经济政策造成了人口待遇的不公平，这不是人口政策调整能解决的，而需要户籍等配套制度的改革。

　　《21世纪》：很多专家呼吁放开“二胎”来解决当前和未来的人口问题，两位对此有什么看法？

　　解振明：要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不可能仅仅依靠人口政策的放松。我国目前的人口已经超过十三亿，而按照现在的人口增长率，人口绝对数量还将不断膨胀，这会带来更多的问题。要真正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最重要的是实现社会经济与人口结构的协调发展。这就要求调整社会经济政策，使其跟上人口政策的步伐。

　　当然，在人口政策方面可以作出微调，允许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家庭生两个孩子。但这种政策其实作用不大，据相关调研显示，即使政策松动，很多城市家庭也没有生育“二胎”的意愿。

　　在家庭政策方面，要从当下强调“家庭支持”转向“支持家庭”，目前我国制定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假期制度和女性的就业制度实施对象都是个人，而非“家庭中的个人”。现在应把家庭视为“责任主体”，通过财税手段支持家庭发挥福利作用。比如把个人所得税征收与家庭经济情况挂钩，对家庭妇女给予补贴，解决妇女就业问题，鼓励家庭教育，并把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会养老结合起来。

　　而这需要政府能够设立一个将人口问题和家庭问题综合治理的部门，比如称之为“人口家庭发展部”，这个部负责协调解决家庭发展问题，出台相应政策，从而加强各级家庭政策的综合协调与家庭事务的综合管理。

　　陆杰华：在生育政策上，当下各方有四种观点：一种主张政策紧缩，即要求将现行城市地区“双独才可以生二胎”的政策推广到农村；第二种主张政策不变，这一主张多为政府部门所提倡；第三种主张马上放开生育政策；第四种则主张政策渐变，即逐步放松并完善配套政策。

　　我认为第四种渐变的主张较为现实可行。从国情看，生育政策发生大的变动是不太可能的，这会引发政策衔接的现实矛盾。如果现在政策马上放开的话，对于虽有生育意愿但已过生育年龄的夫妇，在实际上造成一种不公平。

　　《21世纪》：无论从社会、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看，进行人口政策调整的紧迫性已经越来越高，政策调整的具体路径应如何设计？

　　陆杰华：政策调整不能再等，应抓住人口红利的尾期适时有序地加以调整。

　　首先可以扩大放开“二胎”的试点地区。目前甘肃酒泉、河北承德等地在做一些探索，但我建议可以选择长期以来一直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城市化水平较高、独生子女比例较高、生育水平比较稳定的地区进行试点，比如东南沿海的江浙地区。这些地方因为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定水平，生育率比较稳定，即使政策放开，反弹也较小。通过政策的变化和人口生育情况的变化，来对比观察人口政策放开所引发的问题。

　　大方向是要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首先是实现人口数量、质量、结构等自身要素之间均衡发展，其次是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而要实现这样的发展，将社会经济政策转向支持家庭是很重要的。西方国家的很多社会经济政策都以家庭为单位，而我们尽管重视家庭文化，但在家庭的制度建设上还有待完善。建议首先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信息平台，对家庭发展状况进行统计、监测与评估，只有建立这样的平台，相关家庭单位的公共政策决策才能有制定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