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灾后重建“进步20年”:城里有乡村也要有

　　“这才是我梦寐以求的新农村。”一位领导在视察都江堰市灾后重建的多个农村新型聚居社区后，不由自主地发出感慨。

　　担心受惑于“政绩样板”，该领导人执意巡视了十多个聚居点，无一例外地看到标准构架的林间别墅，并配置完备的气、电、水、光纤、地下排污以及行车路道。“中央倡导的城镇化目标，在这里有了实践检验。”

　　“辛苦两三载，进步二十年，这个说法不为过。”成都市市长助理、都江堰市委书记刘俊林称，通过灾后重建，都江堰市建成了覆盖城乡的供排水体系，城乡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提前10年以上，全市农房建设水平提前20年，全市城市整体发展水平至少提高15年。

　　城里有的乡村也要有

　　“规划是龙头，是基础。”刘俊林称，在世界范围的地震灾后重建中，不乏留下“贫民窟”或城市因灾一蹶不振的例子。而凭借成都市多年实施的城乡统筹政策优势，都江堰实现重建规划全域覆盖，投入大量资金实施基础配套，终于“化重建为新生”。

　　都江堰灾后重建集中做了六个“一体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规划一体化”——将城乡统一起来考量，所有道路路网，包括污水、自来水等等。刘俊林告诉记者，城乡一体化规划，形成了城乡群众共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机制，给重建工作提供了巨大的资源回旋空间。

　　正是由于“坚定地推行城乡统筹”，城乡二元分割走向城乡一体化所释放出来的制度红利，助推了都江堰的灾后重建。

　　都江堰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末都江堰累计完成的280.6亿元投资，一半以上来源于农村土地资源的资本转化。

　　据介绍，2009年都江堰重建非农资金来源大致三块：一是当年的财政总收入，共37个亿；第二块是上海援建资金，82.5亿；第三块是国家财政投放的40多亿，包括担保贷款，由成都市政府担保，再加上部分社会捐建资金，政府主导的重建资金共150多亿。

　　“150亿全部用完。”刘俊林介绍，除了300多万平方米综合性建筑纯粹用于2万多户城市居民安居房建设外，其他资金，大多用于城乡链接项目。比如上海援建和社会捐建相当一部分款项用于污水管网建设，由城市全覆盖到农村，包括乡镇一级的污水厂（8个），市一级的污水厂（3个）；此外是电网改造，由震前的一个110kV站，发展到现在的7个（4个在建），其中一半以上电力输往农村；天然气气源由一个增加到两个，管道涵盖农村所有聚居点

　　“城里有的，乡村也要有。”都江堰市村镇建设局科长张习平告诉记者，政府先后投资13.7亿，完成了农村聚居点水、电、路、气、讯、光纤等配套建设，垃圾集中清运处理90%以上，使其具备和城市一样的生产生活公共服务设施，对非聚居点村民起到重要的示范效应。

　　多元化投入机制

　　成都早在2003年，已力推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均等化，此次震后重建，城乡统筹的规划原则得以延承。

　　成都2003年提出城乡统筹发展方向，整个思路是以工业化、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通过大范围展开的国土整治（包括农地整治和村庄整治），形成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核心、以推进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着力点的现代农业发展机制。

　　问题在于，推进农村国土整治所需要的庞大资本，不可能来自农村和农民的自我积累，只能来自于城市化推高了的土地收益。

　　玄机则由此而来。成都将城区公共服务延伸到农村，一则抬高了农村土地的价值，二则由国土整治所增加的农地指标，又经由“占补平衡”和“增减挂钩”，进一步推动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从而释放出更多的级差土地收益，用以支撑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

　　“我们打造的新区，最终满意的必须是村民。”刘俊林承认，政府就是要在所有方面展现聚居新区的优越性，像磁铁一样将村民吸引过来，全面盘活农村资源，最终消解城乡二元差别，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构想。

　　刘俊林介绍，都江堰农村受灾10万户，农房倒塌4.1万户，政府两年之内完成新建6万户，多出来的2万户，对应10万受灾户的潜在需要。

　　和城市相比，都江堰乡村学校等级、水平、建设规格一模一样，遍及农村新型社区的村活动中心有100多个点位，这些活动中心承接乡村公共服务设施，涵盖了村支部、村委会、计划生育、公共卫生、远程教育、旅游咨询、放心商店、警务室，功能齐全，是一个基层的综合服务体，城乡公共服务进一步走向均衡。

　　至此，都江堰市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动力，以集体建设用地整理指标增减挂钩为平台，构建“群众自筹、政府补贴、担保贷款、上海支援、社会投资”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反过来促进了城区重建。

　　田园城市绝非空中楼阁

　　“我有把握，再过三年，‘田园城市’雏形或者说示范区效果，一定会在都江堰出现。”

　　刘俊林告诉记者，都江堰市的下一个目标，是在205个聚居点基础上，规划新增150个聚居点，新建民居36000户，民居改造15000户，力争2012年都江堰市新民居达90%以上。

　　按照预算，这笔费用总投资约73.3亿元，其中财政和土地出让资金37.54亿元，农民通过以农房作为抵押贷款等方式自筹资金35.76亿元。

　　其中，在政府37.54亿支出中，土地整理28.6亿，余下的8.94亿元将用于民居建设配套，约占聚居点居民建设和住房风貌改造的20%。

　　刘俊林称，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城市化之后，一些农民对城市的评价就发生了改变，有人说城市温度高，人口繁杂，这个不方便，那个又不愉快，明确表示不愿意来城市。

　　比如，都江堰市向峨乡农民住进新区后，该地城镇相当一部分城镇居民曾对政府提出意见说，“我们没有什么麻烦政府的事情，就只一件事，希望我们能做向峨乡的农民，享受一样的住房，一样的条件”。在更多当地的城镇居民看来，相对村民而言，市民基本上没有长远资源，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后，城乡差距的鸿沟可以说是迅速拉平。

　　刘俊林说，城市化的道路和实现路径，本来就存在多样性。在东部超大城市扩张的同时，成都提出建设“世界田园城市”，不是GDP导向，而都江堰的实践表明，“世界田园城市完全是基于实践条件下的正确选择，绝非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