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增泉散文的史识和史心

　　读朱增泉的散文，感觉如与老友娓娓谈心，亲切，熨帖，轻松，实在。作者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说观点鲜明，决不模棱两可，爱国主义情怀与历史理性主义和谐融汇。听历史回响，沐星空光芒，闻彼岸涛声；朱增泉综览历史风云，洞察世事沧桑，纤笔一枝，囊括上起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下至当今世界的风云人物，包括帝王将相、领袖政要、中外名将、航天英雄等各色人物，一一凸显其抱负志向、命运际遇、事业成败、人生喟叹，沉稳而开阔，为散文园地平添了某种铁血气质和睿智风采。

　　朱增泉散文里贯穿着的那个观察者和思考者“我”的形象，不是居高临下的，而是在亲切平和中纵论历史与文明，其对事物和思想本身的深邃穿透力与悟性，发散着本真和自信。朱增泉的史识史心，充分体现于《长平之战》、《秦俑随想》、《孤独的陵园》诸作。《历史黎明期的战争·炎黄之战》写道：“人类群体间最早的仇恨种子，恰恰产生于亲人之间。利生争，争生怨，怨生恨，恨生战。一旦开战，必定流血，必定死人。一流血，一死人，必然结下更大更深的仇恨。血流成河，白骨荒草，相互把仇恨咬在牙缝里，战争就像瘟疫一样在人间蔓延开来。”一种思辨的力量澎湃而出，警醒人心。

　　秦始皇一向是个极难评价的角色，对于他，往往说好不是，说坏不行，仿佛烫手的山芋，让人无从置喙。朱增泉的代表作《秦皇驰道》从2200多年前横贯中国大地的高速公路秦皇驰道切入，一一列举秦始皇的丰功伟绩：39岁统一中国，废分封，置郡县，收兵器，修驰道，筑长城，开灵渠，营造阿房宫与骊山陵，励精图治，勤于国事，巡视海内，宣扬皇威；自然，也不乏焚书坑儒的劣行。在评说长平之战时（《长平之战》），朱增泉指出，秦国在长平之战中杀掉赵国战俘40余万，毫无疑问为后人所不齿，但它发动的统一战争，顺应了由“分久”到“必合”的历史潮流。我们不可以拿秦国“杀俘”这一点，去否定它进行的统一战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性质。如此识见和立场，卓具全局意识和战略眼光，分明融入了职业军人的思考和体验。

　　朱增泉明敏多思，处处有心。《长平之战》中，作者为推测秦、赵两国在长平之战中投入的总兵力，综合司马迁《秦本纪》、《赵世家》、《白起王翦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中4种说法，肯定被杀的赵国战俘在40至45万之间；并进一步推测秦国为夺得这个大胜利也付出了大代价。因秦军统帅白起战后说：“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这一点也可用来解释秦国为什么未能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彻底征服赵国：长平之战后第二年，秦昭襄王就派王陵率军进攻赵都邯郸，一年余未克，可见秦军进攻的锐势已远不如前，组织大兵团连续进攻显得力不从心。《遥远的牧歌》中，作者由渥巴锡东归悟出：“在日益现代化的今天，人类设立各种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撇开科学和理智等等不说，单从情感角度讲，它是人类对牧歌时代的一种深刻怀念。”然而人类注定终究要向牧歌时代诀别，寻找水草丰美的新牧地，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朱增泉的散文本于一派澹定平和的底色中，呈现出锐利的批判意识和鲜明的文化情怀。

　　众所周知，皇权体制在本质上是陈旧、落后和腐朽的。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明君”，但再风光的帝王，也是民主与自由的敌人，是专制制度的守门人。以文学艺术的方式为皇权招魂，顶礼帝王将相，崇拜权力精英，曲解历史，蔑视民众，在当下一些名家散文中表现得颇为明显。在观照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时，朱增泉的态度不卑不亢。如《游清东陵六记》中，他以清醒的笔触与平和的态度评价康熙，通过康熙的景陵看出康熙的务实：顺治帝陵前的神道修得笔直，康熙帝陵前的这条神道却是随地形变化修筑的一条弯道。由此引出康熙一生节俭，励精图治，且敢于承认自己是常人，不为虚名谀词所惑。作者据实给予康熙较高评价，同时也指出其屡兴文字狱的不光彩记录。文章通过对皇权思想的抨击，呼吁警惕封建主义的阴魂不散。通往顺治帝孝陵前的神道两旁排列着十八对石像生，“文臣武将各三对，石兽每种各两对，长长地排列了将近一公里，浩浩荡荡，列为仪仗，人借兽势，以壮皇威，营造出帝王气象。”以幽默平实之语，勾勒出封建等级观念的可笑。“明楼前是一个砖铺的大斜坡，没有台阶，上去时需弯下腰才能走，下来时需低着头才能走……这道斜坡就叫"上弯腰，下低头"，使人走在上面表现出对帝王亡灵的敬畏之状。封建帝王们为了从精神上统治人，真是把办法想绝了。”鄙夷嘲讽之态，跃然纸上。作者无情讽刺了乾隆皇帝的好大喜功，不遗余力地抨击封建流毒在当今时代的蔓延肆虐和习焉不察：“现今充斥电视屏幕的历史故事数清朝的最多，拍了慈禧拍康熙，拍了雍正拍乾隆，拍了帝王拍格格，拍了佳人拍才子。如今封建主义的大清朝成了一块臭豆腐，谁都想拿来闻一闻、尝一尝。清宫的御膳、御药、御酒，都被重新包装，详为介绍，隆重推出……”进而感同身受地指出：封建主义是一剂祸国殃民的迷魂药。这种对常识的回归，对普世伦理的尊重，体现出一个现代写作者必备的人文品格。

　　正是以现代意识和人文情怀为指归，作者在历史、人生与命运的交织中，始终对帝王权术秉持必要的警惕和清醒的批判。《汉初三杰悲情录》钩沉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功过，讲述汉高祖刘邦与三杰的恩怨，感喟于张良的凄凉隐退、韩信的悲愤丧命、萧何的苟且保身，指出刘邦所谓的用人之术，是一套将人摆布于生死间的封建权术：“韩信在军事上纵有盖世奇才，在权术游戏中根本不是刘邦的对手。韩信是一只猛虎，刘邦也能将他牵在手里转场子赚钱。”他继而论道：“封建帝王是没有什么廉耻观念的……他们更多的时候不讲人话讲鬼话，前说后赖，眨眼变脸，恬不知耻。一是一，二是二，耿直不阿之人，是做不了皇帝的。”寥寥数话，便彻底解构了刘邦的堂皇帝王形象，无情剥离了他脸上的釉彩和头顶的光环，让人想起元散曲作家睢景臣嬉笑怒骂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如此强烈的批判话语，且又如此本色地道，自然而然，委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