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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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荒”
还是矿工“慌”？
如今，重庆煤企的招工广告在贵州、四川街头随处可见。然而，招工台前的应征者却人数寥寥。有钱好办事，但手握大笔钞票的煤炭企业也面临招不来人的尴尬。统计数据显示：重庆各大煤矿应聘与招收矿工的比例，已从过去的8∶1降到目前的2∶1以下。一场罕见的矿工荒从今年春天开始延续至今，并呈愈演愈烈之势。 年老的矿工走了，日益老迈的身躯已无法继续从事这剧烈的体力活。
出走者：要走自己的路
一个月前，蒲和友向矿里请了假，回到老家涪陵区新妙镇。
刚满20岁的蒲和友，这次不打算再回矿上了。
儿子在矿上工作不到半年就决意离开，让父亲蒲建国很意外。蒲建国在那家煤矿干了近10年，因年纪大才不得不回乡。为了让儿子进矿，蒲建国当初还托了熟人。
父亲劝道：“年轻人心别太大，你大学都没上，到矿里一个月能挣两三千，不错了！”
儿子却有些不屑：“继续干下去，一辈子都只能当个矿里的临时工，能有什么前途？”
父亲说：“前途是以后的事，眼目下的事怎么解决？你都20岁了，不挣点钱娶老婆？”
儿子仍不以为然：“三十几岁结婚都不算迟。”
“那你说说，你究竟想干什么？”父亲来气了。
“我不想像你那样活一辈子！辛辛苦苦干到40多岁，年纪大了，还不是只能被撵回家？”
在家里，蒲建国是少数派。他的老伴也不希望儿子继续在煤矿干。“隔三差五就有哪个矿山出事故。自己为老公担了一辈子心，不想再为儿子担心了。”她说。
上个礼拜，蒲和友来到重庆，跟着一位堂哥学起汽车修理。尽管眼下的收入远赶不上煤矿，但他对未来充满信心——学门手艺，以后自己当老板。
他清楚地记得，出门前，父亲塞给他500块钱，丢下一句：“我不是非要你当矿工，只要能找个正经事干，都可以！”
蒲和友走了，他要去走自己的路。
留守者：生活一团糟
离綦江县城不足40公里的一家国有煤矿里，26岁的陈玉已经算是老资格矿工了。他在这家煤矿整整干了7年。
他说，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迫不得已”。父亲身体不好，弟弟还在读高中，全家人的生活全指望他。
陈玉一个月的收入在3500元左右，他说：“我们全家都太需要这笔钱了，到了外面很难拿到这么高的工资。”
陈玉工作的矿使用综合采煤系统，他每天操作这种机械，利用直径1.8米的金属割轮切割煤层和矸石，噪音巨大，煤粉飞扬。由于井下空气湿热，矿工们常常把呼吸器挂在脖子上，而不是罩在口鼻处。不过与那些私人小煤矿相比，这已经是再好不过的工作环境。
繁重的体力劳作，陈玉已经适应。令他烦恼的是婚姻问题：“说了几个对象都吹了，人家一听是矿工都摇头，说你挣再多钱，但没准哪天下井就上不来了。”
今年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对上了眼的，最后也没谈成。那天，陈玉忘给手机充电，而恰好王家岭矿难的噩耗传遍全国。女朋友给他连打十几通电话都是“暂时无法接通”。
后来，女方郑重提出：不愿意过这种担惊受怕的生活。分手！
谈到这事，陈玉总要骂几句：“平时都是说‘你拨的电话已关机’，怎么那天非要变个花样说什么‘暂时无法接通’。真是晦气！”
说起儿子的婚姻问题，陈玉的父亲也很郁闷：“现在的孩子心思变了。过去,男人出去打工做生意，几年不回家，只要按时寄钱，女人都挺开心。如今，他们的想法不同喽。”
陈玉说，等弟弟工作了，家里的经济负担轻一点，也许自己也会选择离开。
“矿工荒”愈演愈烈
越来越多的蒲和友走了，像陈玉这样的留守者越来越少。
统计数据显示：重庆各大煤矿应聘与招收矿工的比例，已从过去的8:1降到目前的2∶1以下。同时，各煤矿原有的矿工资源还在不断流失。
重庆能投集团赶家桥煤业公司劳资科科长唐富全，对于目前的“矿工荒”有切身体会。他所在的重庆能投集团赶家桥煤业公司是重庆市属国有煤矿，由于技改扩能需要，公司掘进工缺口50余人。尽管春节后就着手四处招工，前后招收100余名工人，但留下来的却寥寥无几。
唐富全告诉记者，现在招工的主要对象是80后，这一群体的思维方式、经历跟上一代人差异很大。因此，尽管工资水平不算低，但矿工这一职业对他们的吸引力却非常有限。
记者在綦江几家煤矿采访时，与一些80后矿工聊天，从富豪传奇、网络游戏到世界杯，乃至最新的时政大事，他们都感兴趣。这些，是他们的父辈不可想象的。
私企不安全，国企钱太少
39岁的郑光宏上个月刚从一家私营煤矿辞掉工作，返回了綦江古南镇的老家。说起辞工的理由，他只有一个字“怕”：“我工作地附近，曾经一个月就有两家煤矿出了事，死了10个人，虽然我一个月工资有5000多元，但要是人没了还有啥意义？”
而当记者问“是否愿到安全较有保障的国有大型煤矿工作”时，郑光宏也摇头：“国有煤矿工资低了，挖煤很累，不值得。”
重庆能投集团逢春煤矿劳工科科长王帮维表示，今年1-6月，该煤矿采掘工月均工资为3100元，处于历史较高水平：“但这并没有达到职工的期望值。我认为采煤这一高危行业的工人，月均工资应达到3500-4000元，想要让工人踏实干好，首先得把工资提上去。”
2003年，逢春煤矿历经破产重组，当时只有500多职工，后来再招了1000多人。王帮维介绍，流失的人员基本上都是后来招收的。他们到煤矿工作前，曾接触过各行各业，对社会总体工资水平有所了解。再加上煤矿每月会为职工缴纳各种保险，要从工资中代扣数百元，一些职工感觉手里拿到的现钱少了。
据了解，目前有一些小煤窑的矿工工资很高，甚至达到了国有煤矿的2-3倍。国有煤矿为何不能提高员工的工资待遇呢？
“小煤窑模式我们不能去效仿。”王帮维称，国有煤矿每年在安全环节都有大量投入。根据国家规定，当煤矿产量达到某个标准时，就必须相应配备足够数量的工人，因此即使煤矿能用较少的人完成标准产量，也不能够精简人员。
重庆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廖成林告诉记者，国有煤矿的煤价是受控的。小煤窑产的煤却是市场定价，一吨煤价格普遍比国有煤矿高出四五成。正是较低的煤价限制了国有煤矿职工的收入。
“但小煤窑矿工的较高收入，是用生命风险来换取的，所以即使收入较高，敢冒生命危险去工作的农民工也不多。”廖成林称。
除了涨工资，还有什么？
面对像蒲和友这样，放着3000多元的工资不拿，宁肯去当学徒的80后，煤企很无奈。其实，除了工资，煤企能做的还有很多。
记者曾在某私营煤矿随机采访了一些刚出井口的矿工。他们介绍说，私有矿主一般都只为工人们缴纳工伤保险，其他社保几乎不涉及。至于住房公积金，矿工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没听说过。”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人士介绍，如果一个拥有500名矿工的矿主，职工年均收入为36000元。按有关规定，矿主每月需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三项50余万元。不缴纳，每月50余万元就成了利润。
相对私有煤矿，国有煤矿的职工基本没有社保方面的后顾之忧。不过他们也有烦恼———法定节假日无法保障。他们很多人多年来，几乎没有完整休过一个春节假，至于“五一”、“十一”节假日，更无从谈起。
甚至于外人眼中的高收入也只是相对的。据了解，大多数煤矿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矿区的许多日常生活用品都要从城市运来，致使蔬菜及副食品价格相对较高，给职工家属的生活带来许多不便。
福利、休假、职业病预防、安全生产等等“尊严生活”，是新一代矿工的追求，这也需要企业持之以恒的投入。但从目前看，一切离现实还存在距离。
一位私营煤矿的中层管理人员私下对记者说，众多小煤矿的老板，都抱着赚一票的思想，没人想在这个风险极高的行业长期经营。因此，解决员工福利、培养企业归属感这些话题，根本提不起他们的兴趣。
而在国有煤矿，每年环保、安全生产方面的投入很大，想进一步提高福利也是捉襟见肘。“况且采煤是高危职业，矿难阴影挥之不去，一般人对这个行业的薪金期望不断提高。”唐富全感叹道。
对于矿工的种种要求，煤企也有自己的难处。重庆能投集团永荣矿业公司劳资社保部负责人解释：“担当一定社会经济稳定责任的国有煤矿，保障矿工充分享有休假权就意味着减产，减产就无力保障当地冶炼煤、动力煤供应”。
矿工荒：社会转型期的阵痛
专家访谈
“矿工荒”所反映出的核心问题，是“人口红利期”的结束
重庆日报：现在重庆遭遇的“矿工荒”，是否与工人收入过低有关？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矿工荒”所反映出的核心问题，就是“人口红利期”的结束，近年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很多地方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今后数年，这可能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由于人口老龄化等原因，我国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正持续下降。原以为可“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突然不再像过去那样积极的涌入工业企业了，这个时候企业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在煤矿等工作环境较为恶劣、危险性大的行业中，劳动力对工资待遇的诉求更为突出。
廖成林 （重庆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煤矿工人的收入是偏高的，而现在的许多行业，如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等，工人的工资都提起来了，矿工在收入方面的比较优势不再存在。
部分农民工还没有完全适应由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身份转变
重庆日报：据我们了解，一些小煤窑的矿工工资是很高的，可能是国企的2—3倍。国企的薪资几乎没有竞争力。
王帮维（重庆能投集团逢春煤矿劳工科科长）：是的，近年来我们流失的一些矿工主要就去了这些小煤窑。我们矿上有不少周边的农民工，农忙的时候，一些工人经常说走就走，连续旷工，最后我们也只能按照劳动法等相关规定，将其辞退了。我感觉，部分农民工还没有完全适应由农民到产业工人身份的转变。
譬如，我们对安全操作的要求很严厉，如果操作上违反了规定，要接受处罚，一些矿工对此也不大适应。
重庆日报：还有哪些原因影响了企业的招工率？
赵晓：在近年通货膨胀的压力下，城市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农民工生存压力加大。同时，农民工城市户籍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他们享受不到公共服务、买不起房，因此无法真正融入城市。
另外，农村在林地改革等政策实施后，出现了大量机会，农业发展的条件也越来越好，许多农民都愿意留在农村，或进入本地的小县城工作。
廖成林：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工人群体的主力，他们有全新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待遇相同的情况下，他们一般都不会选择去矿上打工。当老一辈矿工逐渐退出煤矿行业后，如何争取新的劳动力就成了问题。
除了加薪，政府还应关注弱势群体的精神和文化环境
重庆日报：除了加薪以外，应对“矿工荒”，您有哪些好的建议？
廖成林：我认为，目前的矿工荒只是社会转型期必然发生的一种阵痛。一个基本的解决方案就是实现更大程度的机械化生产。
以美国为例，该国煤矿都十分重视机械化方面的技术改造和投资，进行自动化采掘，他们一个煤矿工人的产量，都是数倍于我们。机械化的好处是：产量较大，对人力资源的需求较少，职工工资较高，用工结构稳定，出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较小。
因此政府应该进行政策引导，让煤企把原来用于人力采掘的投资，逐步转入实施机械化生产中。
王帮维：能投集团目前正在探索一种新的方式，就是“变招工为招生”，即将招收新员工，改为由煤电公司技工学校对外招收新学生的方式。学员们先在学校总部进行军训和基础理论学习，然后分流到六大矿井分校，结合实践进行学习，两年后，学员经考试合格，就可以上岗。这期间的教学费用，大部分都由公司承担，同时，学校还按在校学生人数70%的比例，发放奖学金。
现在看来，这项转变可有效规范劳动用工管理，培养职工归属感，提高企业人才素质，弥补技能人才短缺的现状。
赵晓:作为政府来讲，要注重保障矿工的基本权益，使农民享受到与市民同样的福利待遇。同时，还必须关注这一群体的精神、文化等方面的生存环境，提高其社会地位。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后，才会发自内心地愿意到企业工作，同时他们也将改变过去相对散漫无序的农业生产习性。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白麟、龙在宇，实习生刘頔、龚利采写，图片由本报记者罗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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