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方舟子遇袭案”并非越快越好

　　一语中的

　　郭松民

　　各种迹象都显示，有关方面打算用快审快判的方式“了结”方舟子遇袭案：10月10日，北京石景山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当事人之一方玄昌明确向记者表示不满：“法院闪电开庭太仓促，我根本来不及取证。”(10月10日《北京晨报》)

　　法院的心情我们永远不懂，也不去揣测了。但笔者想指出的是，审判“方舟子遇袭案”并非越快越好，速度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应该把本案审理成铁案，即无论是在事实、程序和适用法律方面，都要既没有瑕疵，也能够经得起历史和舆论的检验。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因为，方舟子遇袭案由于其极高的社会关注度，实际上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影响性诉讼”，所谓“影响性诉讼”，顾名思义就是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诉讼，通常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为公众普遍知晓和广泛关注，能够在较大范围和一定深度影响立法创新、司法改革和人们法治和道德观念的典型诉讼。

　　就方舟子遇袭案而言，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刑事案件，而牵涉到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能不能不受暴力的威胁？学术界如何建立起制度性的打假机制来取代个人打假？反过来，当一个学者面对“打假明星”的强势话语时，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学术共同体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当由于法律滞后而对一些行为难以定性时，应如何加以弥补，等等。

　　从法院的角度来看，由于“影响性诉讼”本身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和传播，因而通常比普通的诉讼更具有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对司法、立法乃至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等，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其意义要远远超越解决单纯个案的层面。司法机构在处理“影响性诉讼”时，要格外的谨慎，不仅要考虑案件本身，还应考虑案件对法治建设和世道人心的影响。但遗憾的是，在这次“方舟子遇袭案”的审理中，我们却没有看到应有的谨慎，看到的却是“快审快判”的鲁莽和草率，这不能不让人质疑相关部门的专业素养，“方舟子遇袭案”也有可能从此成为社会肌体上一块长期无法愈合的溃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