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避“路径依赖” 警惕“水土不服”

　　在多姿多彩的世界军事舞台上，后发国家在追赶先进中，切忌形成思维依附和模式克隆——

　　在制度经济学中有个“路径依赖”的概念，意指经济发展与制度演变通常受到人们选择的影响。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现在乃至未来可能的选择。好的路径会起到正反馈的作用，通过惯性和冲力，形成良性互动；不好的路径会起到负反馈的作用，在低效率甚至是错误状态中恶性循环。而这些选择一旦进入锁定状态，想要变轨脱身会变得十分困难。

　　在军事变革中，后发国家为了尽快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减少探索风险，在借鉴、甚至复制先发国家的经验成果中，极易形成对先发国家的“路径依赖”，无形之中处于被先发国家路径选择的“锁定”状态。

　　这种“路径依赖”最直接地表现在武器装备的发展上。后发国家如果不是受到特殊限制，往往可以从先发国家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引进相关的技术。这种引进，在减少研发的投入、风险的同时，无形中也形成了对先发国家的依赖。即使是引进了相关技术，也会在技术发展中产生依赖性。一方面后发军队接受的武器装备和技术多是相对过时的，另一方面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还需较长过程，难免陷入“引进一代、落后一代、跟进一代”的循环。更为甚者，后发军队从此便被引进的装备技术束缚，其后的改革创新往往依存于这些技术。一战时，德国按照英国技术原理研发了发报机，虽然其后做了许多改进，但由于最核心的技术原理始终无法突破，二战中还是被英国破解了密码，付出了惨重代价。布鲁斯·伯科维茨在《战争的新面貌》中，就积极呼吁美国政府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敌人“使用我们已经掌握的技术，远远要比使用我们不掌握的技术更好对付”。

　　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的“路径依赖”也影响了制度实施。二战后，美国和苏联在世界舞台中处于领先地位，其他国家参照这两个国家调整组建军队，因而在军事体制上便有了美国模式和苏联模式。海湾战争，有人认为是美国模式对苏联模式的胜利。但这种说法显然有失偏颇。这就如同拉美国家参照美英等国模式发展经济，虽经历100多年，却大多未能摆脱贫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这种水土差异，“路径依赖”理论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诺斯这样解释：制度模仿的效果，往往受两种规则支配：正式规则（法律、制度和契约）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发生冲突。其结果是新借鉴来的制度无法奏效，或者产生变异。非正式规则，往往是一种习惯思维、传统做法，也是被确定的利益结构，容易成为制度改革的障碍。美国早在二战时就认识到联合作战需要统一指挥，但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还是各搞一套太平洋战略，连罗斯福总统也难以平衡；越南战争时，美军飞机要同时听命于4个独立的司令部指挥，经常造成指挥混乱。这个争吵了几十年的问题，直到1986年通过《国防部改组法》才得以解决。可见，克服非正式规则的阻力有多大！即使在今天，人们普遍认识到未来战争的诸多特点，然而制度改革总是落后于人们的认知水平，模仿也少有成功的案例。

　　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的“路径依赖”，是后发者把先发者的思维路径当作最理想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从而形成思维上的依附。然而，任何先进的技术和理论，都是为设计者自己设计的。真正成功的变革，无不源自自我思维的突破。二战前，德国军备被严格控制，军事工业被削弱，在机械化装备非常有限地情况下，古德里安摒弃了当时英法等国的建军模式，他通过集中编组机械化军团赢得了强大的战争能力。二战后美苏争霸，在美国海空战略力量拥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苏联没有亦步亦趋地发展海空战略投送能力，而是向太空发射了人造卫星，使美国因导弹差距陷入一片恐慌；在美苏进入军备竞赛均势时，美国率先提出了“信息战”。马歇尔在解释战略意图时说，目的就是要让“他们认为我们准备攻击他们的指挥控制系统，即使我们的能力还不完善。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我们正处于一场无线电电子革命中，并且正在形成对他们的优势。”从而吸引苏联开始面向信息化的变革。随后，美国又抛出“星球大战”这个“空壳”计划，进一步误导苏联，使苏联为了应对此计划耗资几千亿美元，使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更加雪上加霜。

　　对后发者而言，借鉴和依赖，有时候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借鉴是情势所迫，也是优势所在。但如果只“借”不“鉴”、抑或只借鉴不创新，则容易形成依赖性而不能自拔。军事变革一旦陷于此，未战而先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