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中包括“对居民保障需求缺乏准确的调查统计，简单地根据中央补助资金数额编制建设规划，造成规划和实际需求不一致”；“有些地方制订的规划只有建设总规模和资金总需求，对各级政府承担的资金数额和比例等没有明确要求，导致规划难以有效实施”；“有的项目因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配套，使居民迟迟不能入住”，以及“个别地方将保障性住房建在城市郊区，缺少教育、医疗、交通等设施，给居民的工作、生活、出行带来不便”等。

　　另外，一些地方对区域内的教育、卫生资源配置缺乏科学规划，或者执行项目规划不严格，超规模、超标准建设，造成资金浪费。有的地方为改善城市形象，盲目拆迁，甚至将医院和学校迁建至尚未开发的地区，严重影响群众就医和子女就学。

　　而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成为各省市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压力。

　　《报告》披露，今年中央政府提高了廉租住房建设资金补助标准，但每套房平均仅补助2.37万元，相当于投资额的30%左右，地方反映仍然偏低。许多地方省级财政补助数额很少，筹资压力和建设责任主要落在市、县、区政府身上，基层政府普遍反映压力很大。

　　这也加重了地方财政的风险。《报告》称，不少地方靠银行贷款融资，或大量拖欠工程款。不少地方缺乏资金回收计划和融资还贷计划，存在财政金融风险。也有的地方反映，今年银行对贷款有所控制，筹资出现困难，使有些在建项目的资金供应难以为继。

　　与政府投资管理体制有关

　　在分析原因时，《报告》称，这些问题都与政府投资管理体制有关。“政府的投资管理还存在部门职责交叉，审批环节多，重分配、轻管理以及基层政府建设责任与财力保障不匹配等问题。”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也给出了一些建议。《报告》称，与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相比，基本住房保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需要投入的资金更多，政府不应当也不可能大包大揽，大量直接投资建设向居民提供保障性住房，而应以制订建设规划、划拨建设用地、减免相关税费、控制住房价格和加强质量管理为主。国有房地产企业才应成为保障性住房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主体。

　　而对于各级政府的不同责任担当，《报告》认为资金应向基层政府倾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俞明轩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称，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来源应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的任务。中央除了给政策以外，还应承担好资金转移支付的责任。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土地出让金是重要组成部分，但主体上还是要依靠税收。此外，引入民间资金、鼓励慈善也是可取之手段。

　　而对于市场机制的引入，俞明轩也持赞成态度。“保障性住房利润再薄，也有利润。”俞明轩说，一些施工单位在闲置阶段也愿意承包这样的项目。而另一方面，这对于他们而言，也是树立品牌与良好形象的一个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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