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陈村监委会的图片宣传，其成立后曾被央视等媒体报道。
核心提示
8月13日，浙江省下达《浙江省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规程（试行）》通知，标志着该省在全国率先推广“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
在此之前，浙江省的武义县后陈村实施“监委会”制度已有6年。由于监委会对村官的监督，村里招待费从二三十万降至几千元；实施头一个月，工程招标节省30万元。
武义县在全县推广“监委会”制度时，也遇到各方阻力，在省领导的批示下，武义经验被逐步推广。
如今有村民反映，后陈村监督力度下降。监委会主任开始听村干部的话。同时省里新下发的文件要求，监委会主任由党员担任。有人表示监委会的独立是否还能保持。
武义县纪委官员称，很多问题还需用时间来检验。
10月16日，武义县后陈村，连续下了几天雨后，终于出晴。一个监督村官的民主治理模式在这里试验，已经历时6年。
这个模式被学界形容为“三权”分立，它在村支部的领导权、村委会的行政权之外，另设立监委会（全称“村务监督委员会”），以监督村干部执行村务。
谈起这项试点，骆瑞生神情复杂。这一制度曾为他带来荣誉，也引来不少非议。
他曾是武义县副书记、纪委书记，现任武义县政协主席。
他是武义县农村“监委会”制度的推动者，他目睹着这一制度从2004年的村落自发试点，到后来被省市乃至中央部委重视的全过程。
今年8月13日，浙江省下达《浙江省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规程（试行）》通知，标志着全省将推广该制度。
骆瑞生并不认为该制度已完全成熟，相反监督如何持续，监督意识如何深化到村民的文化与观念中，将会是个更深刻的问题。
缘起：一个村庄的救赎
后陈村征地获千万元资金，村干部“挥霍”村民上访，新任支书派人监督力挽危机
在骆瑞生看来，后陈村之所以能率先出现监督村官的意识，和当地的经济状况有一定关系。
后陈村，属武义县白洋街道办事处。全村347户，近900名村民。城市化为该村带来大量征地款。2004年前，村里陆续被征用约1000亩土地，村集体能支配的征地款有上千万。
后陈村村委书记何荣伟说，村干部掌握的资金，超过当时一些街道和县里的干部。
但是，村集体的大额资金，无人监管。
“村里都是书记说了算。”何荣伟说，当时后陈村一年招待费用要二三十万。吃饭、发烟，所有开销书记和村主任两人商量就行。
各种矛盾日积月累，后陈村这个昔日的红旗村，变成武义上访第一村。愤怒的访民拥堵到乡镇，去市里甚至北京告状。
当时街道纪委书记徐向阳记得，村民不满村里财务公开制度和村干部做法，跑到他办公室闹。
后陈村有块沙地，承包出去40亩，沙厂违规挖了50多亩。村民们去问村主任和书记，两人不闻不问。何荣伟说，“后来得知，是沙厂给他们送了礼。”
村民为沙厂的事情闹起来，乡镇干部赶过来调停。乡长的车刚到门口，就被村民掀了。警方来控制局面。村民把警车砸了。
该村的村支书被处理。
2003年下半年，当时在街道工业办公室任职的胡文法临危受命，赴后陈村任村支书。
“开始不愿意去，村里形势已大乱。谁去做书记都恼火。因为我是后陈人，组织还是让我去。”胡文法说。
胡文法记得，他刚去后陈村，开村民代表大会，就像参加批斗会，四下都是村民的批判声。
他想建立一个中立组织，作为村干部与村民交流的中介，重新恢复双方的对话。
于是，后陈村出现了“财务管理小组”。小组成员共5人，村民选三名代表，村支部和村财务各出一人。
财务支出不仅要村主任书记签字，还要财务小组审核签字，才能入账。同时，村里把财务账单张贴在村办公楼围墙外，任何人都能看到。
此后，后陈村上访量大减。
时任武义县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的骆瑞生，正在基层调研。他说，由于基层权力监督缺失，上访不断，一年处理了5名村支书。
骆瑞生听说了后陈村的“财务管理小组”，随后带队驻村了一个月，进行调查，最后决定形成制度将其固定下来。
抵触：村官不满无权报销
按规定监委会签字，村干部才能报销；有村民称“有村官为此吵了几天嗓子也吵哑了”
在骆瑞生的引导下，后陈村的村务监督成为了一套制度，“监委会”三个字正式浮出水面。
监委会成员3名，必须是村民代表。
程序是，先由党员、村民代表大会选出4名候选人。再由村民代表大会投票选举出3名正式成员，票数最高者为监委会主任。
监委会最重要的权力，就是财务上的签字权。当地村民说，村干部们曾为监委会的签字权吵了几天，一些人吵得喉咙都哑掉了。有的人甚至说：“村干部不能报销发票，会直接影响到村里稳定。”
这一争议最后在县委的介入下，才确定下来。骆瑞生认为，监委会如果没有签字权，监督就会落空。
2004年6月18日，后陈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通过《村务管理制度》、《村务监督制度》，监委会制度正式成型。
监委会每月要审核村里的财务账单，签字后方能报账。
“这也是村干部们最抵制的一点。”当时的村支书胡文法介绍，村财务支出分为两块，第一块是报销。报销发票需要有4个人签字，当事人、监委会主任、村主任和村支书，这样才能拿到钱。
第二块是入账。每逢月底，需要监委会三名成员将所有发票审核并签字后方能入账。“入账了，才能算数。否则你拿到钱也得退回来。”胡文法说。
自从监委会成立后，村里的招待费锐减，从每年二三十万减到只有几千元。按照新规定，村里接待县和街道干部，每人伙食标准20元，买烟喝酒自费。
“今年，后陈村的招待费也只有5000多元。”何荣伟说。
“监委会实际上是对全体村民负责。”骆瑞生说。
除了党务会议，后陈村的监委会列席所有村务会议，还能对违反规定的决定提出废止建议。
2004年12月3日，武义县第一批的76个村开始试点，设立监委会制度。
当时怕村干部不适应，特意规定了一个签字额度1万元——凡是超过1万元便需要监委会签字才能报销。
时任县纪委党风廉政建设办公室主任的钟国江说，当时制度范本发到各村。有的村就将签字额度1万元，改为5万元。甚至有些地方把监委会列席村务会议的条款都去掉了。
“这些情况，后来又被我们整改回来了。”钟国江说。
如今，武义县完全取消了签字额度，任何费用，都需监委会签字才能报销。
妥协：监督受挫可“救济”
按规定，若监委会和村支书意见分歧，向上级部门寻求帮助；有人认为监督还不够独立
骆瑞生在设计这项民主监督时，也碰到现实困惑。
监委会必须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那么监委会又如何监督党支部里的村支书？
骆瑞生想出的“妥协”办法是，监委会不参与党务；而当村支书在执行村务时，监委会就能监督。
而另一个问题让骆瑞生更棘手。
如果监委会与村“两委”（即指村支部和村委会）发生分歧怎么办？
据了解，武义县曾经有个村，村支部组织党员，以考察名义去北京旅游。该村监委会得知后，不给其报账。
按规定，只有村“两委”具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村“两委”不召开村代会，监委会也无法将问题公之于众。
骆瑞生在制度设计时，定了一条救济制度，如果村委会不召开村代会，监委会可以向上一级求援，比如向街道，或再向县政府寻求“救济”。
钟国江说，有的村确实出现过，监委会与村“两委”有意见分歧，后来该村监委会就寻求街道“救济”，街道不予理会，他们又来寻求县纪委，县纪委助其召开了村委会，解决了问题。
采访中，有监委会成员对监督权的独立性产生疑问，他说，监委会遇事寻求上级领导，那不成了上访？而且，上级领导偏袒村干部怎么办？
事实上，制度设计中，监委会还有一个弹劾权——它可以根据村民和村民代表的意见提出对不称职的村委会干部的罢免建议。
后陈村现任监委会主任陈岳明说，这一权力6年来从未使用过。
“不可能用到这个权力，谁会真的去用？”陈岳明说，弹劾也需提请村支部同意，然后由村支部报上级党委、政府，方能启动。
责难：被指“乱监督”
有村官认为一两百发票，没注明用途，监委会也小题大做；专家称监督给当权者带来不适
后陈村成立监委会，并未赢得一致的称赞。
有的村干部认为，监委会在乱监督，“一两百发票，确实没有注明用途。事项没有说清楚，监委会也大做文章。”
有的村干部认为，监委会越权，越过村“两委”班子，决定村务。
监委会被认为越权的事，和张舍南有关。
张舍南是后陈村监委会的第一任主任。
2004年，后陈村要建厂房，时任村委会主任陈忠武的亲戚承包铲砂，费用以小时结算，120元一小时。一个多月后，当时的村支书胡文法发现铲车越开越慢，砂越铲越少，钱却照付。
张舍南便带人调查，并当下就将铲车喊停。
此举遭到许多村干部非议。他们认为，监委会只有权力调查，而没权力喊停铲车，因为按程序，监委会只能通报村“两委”，让村“两委”来处理。
张舍南也为这事感到不平。张说，有村干部认为他是“狗叼气球”炫耀（当地土话）。用这件事来显示监委会权力有多大。
张舍南认为，监委会的存在给村里节省了很多支出。
骆瑞生说，后陈村监委会成立之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在工程招投标方面省下了30万元。
在铲砂方面，张舍南提出对铲车公开招标。但在招标时，村主任的亲戚大闹会场，把参与招标的铲车司机赶了出去。最后，仍由原先那个村民承包铲砂，但每方砂的价格降到3.48元，每天节约成本约160元。
采访中，武义县一名官员称，其实很多意见针对的并不是个人，而是监督带来的不适。“在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化的过程中，改革的阻力大多来源于当权者。”
阻力：“选我，却不信我？”
武义全县推广，很多村支书反对，省领导批示后，监委会得以推广
后陈村推出监委会制度，引起媒体关注。《南方周末》、央视《新闻调查》和新华社纷纷驻村调研。媒体认为，后陈村的民主实践迈出重要一步。
2005年3月，后陈村监委会开始换届，而张舍南则意外落选。
(责任编辑：刘晓静)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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