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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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 法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著有《岳村政治》、《抗争性政治》等。2003年获《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诤言奖”；2004年获《南方周末》“特别致敬人物”称号。图/CFP |
于建嵘 “我要为自己的阶层说话”
最近，一组拍摄于四川宜宾市政府门口的照片在微博引来网友的上千次转发———照片显示，一些上访人员正在躲避追截。此事继而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发布照片的人，又在一次给一个中央机关处级干部班的讲座上，播放了宜宾市执法者殴打上访民众的录像。学员们均表惊讶，有人言称，下次遇到宜宾市来跑项目，坚决不给！
这样一个“上通下达”的人，就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近期，他还出版了新作《抗争性政治》。
湘南 城乡流浪
没有布票、没有粮票，没有吃，没有住的地方。
爷爷要死了。他是一个裁缝，也算是本地有一点影响力的秀才，家里有很多的地。爷爷死的时候，父亲还很小，之后不久，奶奶也死了———父亲那时候才十几岁，就成了一个孤儿，没有人管他。
父亲就到外面去流浪，有一次打架，他逃到了山里面，碰到了湘南游击队，他就参加了游击队。
解放之后，他也就算是参加了革命，就做了一个小干部。母亲那个时候在团委当保姆，他们结婚之后，父亲被调到衡阳，做了一个县团级干部。
“文革”时，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发生摩擦，把地方武装视为土匪，挖出了我父亲的“土匪”历史，就再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抓他坐牢，就是把他晾起来。1967年，把我母亲下放到农村，母亲带走了我和姐姐。
父亲那样的出身，村里没有人愿意让我们回去。冬天，他们偷走了我们家的棉被，就是为了将我们赶走。母亲没有办法，就带我们流落到城里，也就成了黑户（指“文革”期间没有户口的人），没有布票、没有粮票，没有吃，没有住的地方，很可怜。
有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去粮站免费帮忙打扫卫生，就是为了在扫地的时候搜集米袋里漏出来的米粒，或者到黑市去买红薯回来。有些人小时候说某样东西吃多了，现在都不吃。而我小时候主要吃红薯，现在还是特别喜欢吃。
衡阳 黑人记忆
“黑人”身份对我来说，整整八年，从六岁到十四岁。这决定了我今天的许多选择及性格。
在我八岁的时候，父亲托朋友帮忙，送我去上小学。母亲没有布票，就去找人讨了一个麻袋，花几毛钱请裁缝给我做了一件衣服，那人眼睛瞎，衣服口袋一个缝在里面，一个缝在外面，但那是我当时最好的衣服，我穿着它就上学去了。
班里有个同学是班长，他认出我———我们刚搬进一家木板房地下的窝棚里，他住在木板房里，他说：“他怎么到我们班来了？他是黑人！”老师不在，他们就把我往外拖。我拽着桌子不愿意走，缝在外面的那个口袋勾住了桌子，拉扯之下，我唯一的好衣服被撕烂了。
他们把我拖出去，我蹲在学校外面痛哭。父亲来了，他说他刚好路过。其实学校在很偏的一个马路上，我想他可能是特意去看我，他摸着我的头流泪，很难过。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流泪。从此以后，无论如何我都不愿意到学校里去了。
因为没有户口，也没有人敢租房子给我们，我们到处流浪，到后来，全部的家当就是一个锅、两个被子，母亲用一个平板车一拉就走。
我们之所以生存下来，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父亲虽然是个坏分子，自身难保，但他因为当年很讲江湖义气，他再怎么倒霉，还是有朋友愿意帮忙。不然的话，当“黑人”的那个感觉……“黑人”身份对我来说，整整八年，从六岁到十四岁。这决定了我今天的许多选择及性格。由于没有布票，我小时候基本上没有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所以我说我是奥巴马。
到1974年，我就直接上高一了，我不懂拼音，也不懂数理化，但好在正规读过小学的人也不懂这些。1976年，父亲被平反，但7个月之后，他就死了。如果不死的话，可能就当上大官了。但他一死，事情就麻烦了。因为母亲的工作还没有安排，母亲对这个事情总是怀恨在心。我说，算了，我考上大学之后，肯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大学 母亲的荣耀
“你懂法律吗？”“法律还不就是那么一些事情吗？”
我考上湖南师范学院，成大学本科生了，牛得很，工作转正之后可以拿到54块5毛钱，而大学生是可以预支工资的。我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她说这是她一生中感到最荣耀的事情。
上大学的时候，我17岁。母亲的工作是给别人刷酒瓶，她没有钱送我去学校。我一个人去的第一天，把我吓坏了。父亲有很多战友，都是很讲义气的。省公安厅的一个人到火车站去接我，我听到有人叫：“衡阳来的于建嵘！”我一看，是个警察，吓得我要尿裤子了，我年龄小，从小又被抓怕了，我说我没有犯罪。他说：“我是来接你的。”
大学毕业后我分到衡阳日报，天天写社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有一年多没有工作，就干脆当律师去了。我当律师比谁都简单。
有一个礼拜六，我和几个朋友到湘江边散步，走到师范学院门口，看到告示说要招考“律师工作者”。那个时候，政府想招聘建立一个律师队伍，我去面试取得培训资格。
我什么都没学过，就去考试了。司法局的人在那儿让我们填表，他们一看，我是大学本科生，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他问我：“你懂法律吗？”我说：“法律还不就是那么一些事情吗？”
他问了一个问题，最有意思了，考倒了一大批人：“如果有三个人赌博，有两个人输钱了，输的人就合伙对付赢了的人，把钱从他那儿拿回来，你说这是一个什么行为？”
我们是脑子动得多快的人，我说：“抢劫！”他马上问：“抢谁的钱？”如果我说抢赢了的人的钱，那我就是认可了赌博的合法性。我们这种学哲学的人马上进行逻辑分析，我说：“这是抢国家的钱。”他说：“怎么是国家的钱？”我说：“国家待没收的钱。”考官把桌子一拍：“就是你了！”
海南 赚钱不是目的
赚的钱一辈子都用不完了。我说我不干了，没意思。
我是中国第一批取得律师资格证的人。第一年，我挣了150多块钱，给我母亲买了一件呢子大衣。我天天帮别人打官司，到处去赚钱，几年时间下来，我就挣了12000块钱。那个时候，一般人一个月挣50块钱，我有20年的工资了，我不怕了，我觉得我可以下海了，就带了12000块钱去海南。
靠替人要账，在海南我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万，激动得一个晚上没睡觉。那种兴奋的感觉，后来永远找不到了。我打电话给我母亲，她说：“你不要做，那是犯法的事情！”做了一年多，我发现钱好赚，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干，有一次给别人写一页纸的法律文书，就赚了60万。
我们几兄弟赚到1000多万的时候，我认为我赚的钱一辈子都用不完了。我说我不干了，没意思。他们不同意，我坚决要分钱。拿到200多万，我卖掉旧车买了一辆马自达，又买了一个2万多块钱的大哥大，还办了一张银行卡，开始云游全国。
从《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的个案研究，到新书《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中的问题意识，于建嵘的目光始终投注在底层人物的身上。而更重要的，是他多年如一日为底层小人物奔走的实践。
武汉 找到目标
是什么把一个黄皮肤的孩子变成黑人？要想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后代再不这样被人变成黑人！
我考上大学离开家乡时，就曾经发过誓，我先解决生活问题，但我这一生的目标就是：1、搞清楚是什么把一个黄皮肤的孩子变成黑人；2、要想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后代再不这样被人变成黑人。
所以我赚钱之后坚决要分钱，我说我当年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获得自由，因为没有钱就没有自由。离开之后，有两年的时间，我心中有想法，但没有目标，四处走走。后来，有人建议我找华中师范大学的老师徐勇。徐勇接到我的电话，很怀疑：这个家伙，是干什么的？
他和我谈过之后，说：“你应该读博士。”我说，我一辈子没想做这个事情。他说你不对，你一定要继续读书，一定要进入体制，否则你就只能是个江湖郎中。我就去学校跟徐勇待了一年，但我不住学生宿舍，我住外教楼，60块钱一天，咱们有钱，牛得很！
我考了徐勇的博士，他不准我走，让我老老实实待着，那一年我吃苦了，看了好多书。第二年，徐勇说你不能在学校待了，你必须去做调查。这是许勇对我的两个最大的启示：第一，你必须读书，你必须有身份；第二，你必须做调查。
我开着车沿着毛泽东走过的路走了一遍，花了一年的时间，再回来写论文。调查的时候，我哪一天见到什么人都有记录，我们搞律师的人喜欢做记录。那时候没有微博，要有微博的话我天天发微博。调查完了之后，论文写了三个月，我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全国评定第一名。
北京 追求理想
不就是个房子吗，拆了再说。只要我过得高兴！愉快！我就买！
我起先是到农科院去做博士后，导师是个特别讲究的人，我是特别不讲究。他还有一个女博士后，我每次去见他，他都训我：“你怎么鞋子也不擦？衣服穿得破破烂烂的，怎么不去买件新的？叫你师姐好好教教你！”说得我火大。后来有个机会，我就去社科院了。
2003年10月，我们几个住在通州的社科院博士后听说宋庄有几个画家，就去玩。在小堡村我们见到了一位正在做饭，好像生活很艰难的画家。别人却告诉我，这位画家毕业于中央美院，在老家有一间很大的美术学校，是位千万富翁。我们都不相信。
这位画家却告诉我，千万富翁是真的。他是为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才离家出走，自愿过这种生活的。我问：“在家也可以画，为什么要离家？”他说：“画画就是画心，在我心目中小堡村是先锋艺术的前沿陆地，我一走进这个村，就像戴上红军八角帽，手握钢枪要冲锋了。”说完，他泪流满面。
我惊喜万分，激动不已。这种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生活，不正是我追求的和寻找的？我问：“还有小院出售吗？”他告诉我，附近有一画家刚搬走，有一个院子出售。我赶忙联系，房主见我急要，开出当时的天价十二万五千元。我当场就买下了房子。
小院装修完总共花了30多万。老师一直骂我：你是搞土地研究的，你还不知道这个房子不能买吗？将来它会被拆。我说：管他，不就是个房子吗，拆了再说。只要我过得高兴！愉快！我就买！
小堡村有个画家，说：“通州是北京的，宋庄是中国的，小堡是世界的，我们是人类的。我们为人类画画，不为人民币画画。”这有些像疯话。但我却感到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气。
过去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但不是为了记恨什么，我有我的目标，我为此奋斗了近三十年。
本报记者 刘晋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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