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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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7日，在浙江嘉兴市区某广场上，一群在周边社区打工的农民工正抓紧时间吃午餐。储永志摄（人民图片） |
收入中等以上的“有车族”、“白领”，纷纷说自己“弱势”
而农村贫困人口和城镇失业下岗职工则缺少表达的渠道——
谁是弱势群体（民生视线）
本报记者 曲哲涵
1．有车族、大学教授等纷纷自称为“弱势群体”
——收入差距加大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让“弱势心理”蔓延
“你觉得自己属于弱势群体吗？”记者问。
“是的，我属于。”扛着编织袋的农民工这样回答，大学生、小商贩这样回答，甚至在国企、外企有着固定工作月收入上万元的“白领”、“金领”们也这样回答。
“中等收入，下等生活”，“房价菜价一起涨，弱势群体难招架”，“大学教授也是弱势群体”，“医生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在互联网的各种论坛里，有关弱势群体的帖子也常常应者云集。
“弱势群体”不是新词汇。早在2002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就正式使用了“弱势群体”一词。之后，社会上一般将“弱势群体”的范围定义为“农村贫困人口和城镇失业、下岗职工”等特定人群。
可如今，连开私家车的人都说自己“弱势”，是不是太过矫情？
“这些人，光和特别有钱的人比。一个月拿1万多、经常坐飞机，还说弱势！”田林3年前从贵州一家军工企业退休，近40年的工龄，月养老金刚过1500元。“我们厂里好多高工，当年也是复旦、同济毕业的高材生，现在退休了也就拿两三千元。他们还没抱怨，大城市里每月赚1万多的小年轻却天天喊穷，真是可笑。”
章德旺不这么认为。他从黑龙江农村老家出来，帮老乡管理一家小建筑公司，年收入10来万。“别看有点钱，我仍然属于弱势群体。”老章说：“每到一个地方，你得先请有关部门的人吃饭。安排到位啥都好办，安排不好就找茬，拿粉尘、噪音说事儿，让你干不下去。一个村委会主任就能把我"熊"得够呛！不送红包，村里就设路障堵车。更别说为了拿项目盖章、贷款啥的，老难了！”他抱怨“挣点钱，低声下气”。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指出，界定“弱势群体”主要有三个标准：
按经济学标准，弱势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徘徊在贫困线边缘；就业不稳定，容易失业；工作条件恶劣；缺乏社会保障，等等。按社会学标准，则包括社会地位、社会融合度等特征，比如一些职业虽然收入高，但缺乏社会尊重或者“难登大雅之堂”，从业者觉得被社会边缘化；再比如很多大城市的“城中村”，居民和外界缺乏沟通，语言、文化等也不相容，心理上有孤绝感。按照政治标准，则涉及个人的权利权益是否得到保障，是否受到社会的歧视等等。
如今那么多并不符合上述标准的人认为自己“弱势”，原因何在？
“随着经济社会加快转型，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都给人们心理带来巨大的冲击。”李实说，近几年，虽然人民群众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财富在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很不均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面对一掷千金的高收入阶层，普通百姓包括白领阶层普遍感觉经济上受挤压，社会地位快速下滑。“再比如，近几年随着资源向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集中，小企业的生存开始变得艰难，有遭受排挤的"不公平"感。此外，个别权力部门的"寻租"问题还十分突出，使一些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强势"者仍然无助甚至缺乏安全感。”李实说。
收入差距加大导致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交织成全社会的“弱势心理”。与其说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弱势感”正在蔓延。
2．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贫困人口，构成我国弱势群体的主要部分
——在中国仍然有超过359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许多城市底层居民生活困难
BOSS、GUCCI……北京“新光天地”的巨幅广告在夜色里很打眼。可这些奢侈品商标，出租车司机李云强一个都拼不出来。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走过的时尚男女，只为有人招呼他“拉活儿”。
老李一个月3000多元左右的收入支撑着全家的开支。“在北京，这点钱真不够花。老婆从不去超市买菜，总是赶在大市场收摊时买人家挑剩下的"堆儿菜"。”开了16年出租，他的颈椎、腰椎都不好，但还顾不上看病。“家里存款不多，怕不够孩子上大学用，不敢歇。我不是弱势群体谁是？”老李指着商场大门说：“那些人买一件衣服的钱，我可能一年都挣不回来。”
住在河北燕郊的王元菲每晚都到住家附近的几个小区翻捡居民垃圾箱。“物业的清洁工早晨才来，我能捡到不少有用的东西。”王元菲56岁，她和丈夫都没有工作，生活全靠吃低保。最近物价涨得厉害，她说如果自己不出来“拾荒”，家里吃饭、水电费都成问题。捡回来的东西堆在院里味道不好，左邻右舍都有意见，这叫王元菲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年近七旬的刘四玲常年在五台山西峰顶上乞讨。高海拔的日晒在她脸上、手上留下了一层硬痂。别人劝她进城讨去，她舍不得家里的瘫痪儿子。刘四玲告诉记者，家里的地被“开发”了，但给她的补偿款比别人少。她找到村委会，人家三两句就把她打发走。“我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能找谁说理去！”
尽管有专家说，“弱势群体”是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但在当下的中国，像王元菲、刘四玲这样的人，无疑是绝对的“弱者”。
“我国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农民中的绝大部分人、农民工以及城市贫困人口。”李实说，由于农业生产具有“靠天吃饭”的特点，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状况非常不稳定。进城的农民工也常常被按照“二类公民”对待，在城里干最苦最累的活儿，收入低、保障差。以城市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中，有些人的生活还比不上有土地作为最后保障的农民，当现金性收入断绝的时候，城市贫困家庭连吃饭都成为问题。
相关数据显示，按照年人均纯收入1196元人民币的贫困线标准，中国仍有359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09年，城市低保户2340万人，月人均补助160元。尽管近年来政府千方百计提高救助标准，降低救助门槛，但许多城市困难家庭依然打短工、住棚户，生活困顿不堪。“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中国的穷人有多穷。”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目前中国城市人口的贫困仍被严重低估，实际的贫困人口数，约占总人口8%以上。
不仅是经济上的“弱势”。近年来，征地强拆、黑砖窑、工资拖欠等事件中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一方，全都是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贫困居民等人群。
3．谁在听他们说，谁能为他们说
——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是扶持“弱势群体”的重要方面
李云强目前每个月开出租能挣8000多，但是要交5000元左右的“份儿钱”。所有的司机都抱怨“份儿钱”重，可没人敢和老板说不。“谁敢跟"饭碗"叫板？现在出租公司都是私营的，找个借口就能把你开除。”李云强回忆，十来年前报纸上还替他们呼吁过这事儿，但现在没人提了。
拾荒的王元菲家里有个小电视，她也偶尔翻看那些拣回来的报纸、杂志。“我觉得现在的电视剧、报纸什么的都在说有钱人的生活，好像我们这样的穷人根本不存在。”
农民出身的小老板章德旺现在经常上网。他注意到近几年一些事件通过网络“炒热”后，确实帮很多基层老百姓解决了难题。“不过，又有几个农民是舍得买电脑、上网的？”章德旺认为网民发帖并不能完全代表群众的声音，“有的网站为了点击率故意扯玄，据说现在还有专门发帖的公司。”他说，今年以来一些农产品价格涨幅比较快，网络上替城里人抱怨的多，为农民说话的少，那是因为“谁用得起，谁的嗓门就大。”
“媒体话题一般追求新闻效应，甚至在筛选事实。在一个社会中，传媒对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社会公众对弱势群体的认识，乃至影响公共政策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指出，多给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机会，媒体的责任重大。
“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利益取舍，这让国家的很多政策一到基层就走样儿，效率、针对性打折扣，比如盖办公楼不差钱，扶贫却捉襟见肘。但政府和官员也同时面对舆论压力，如果媒体能多反映农民和底层市民的生活现状并传达他们的希望和要求，的确能引起管理部门对弱势群体的重视。”李实说。
“北京有7万名出租司机，可都是散兵游勇、孤立无援，”李云强觉得应该有工会之类的组织替大家出头，跟老板讨价还价。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必须建立利益诉求凝聚和表达的组织依托，即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言者。比如积极稳妥地发展民间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机构的作用，形成在政府领导下的协商对话制度、利益表达和博弈制度。
“打不起官司”让很多“弱势群体”面对自身权益受损时，因为维权成本过大而选择了沉默和放弃。专家指出，对经济、文化和法律意识等处于不利局面的“弱势群体”实施法律援助，使他们能够平等地享受法律的保护，是政府的责任。据了解，目前我国共有法律援助机构3000多个，拥有专职人员1.2万多人，但相对社会需求依然远远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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