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包地种菜未必能成为未来食品供应主流,但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一种积极尝试和补充。本报资料图 |
包地种菜:还自己安全的餐桌
日本、美国在上个世纪流行的种菜模式,如今在中国正悄然兴起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 不是很冷,但天空是灰蒙蒙的,北京的初冬看起来有些萧索,退休工人尹瑞庆收获完地里的萝卜和大白菜,正一锹一锹地翻耕,为来年播种做准备。
他的地块位于北京六环外的凤凰岭脚下,在这个名为“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地方,一个个小方块地星罗棋布,每个地块上各有名字,如潇湘园、谷雨。
“如果春天播种的时候,你来看,这里都是人,大人小孩,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尹瑞庆说。
在北京,乃至全国,像尹瑞庆这样下乡种菜的城里人越来越多了,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催热了下乡种菜风潮。
新一轮下乡热
2009年,尹瑞庆在报上看到新鲜事,京郊农场“小毛驴”招募市民种地,所种的有机蔬菜归劳动者。“我实在是太想种地了”,这则消息让老尹兴奋不已。他亲自跑到凤凰岭脚下,找到了这个农场,并花1200元租下了这块地。
过去一年,这块只有30平米的土地伴着他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尹瑞庆每周两次到农场,拔草、间苗、播种、浇水,年轻时下过乡的他将自己这次经历称为“再下乡”。
“每到地里我都心花怒放。”尹瑞庆说,耕作能给他带来水泥钢筋丛林中无法享受到的快乐。他在农场雇用的农民的指导下,按季节套种各种蔬菜,总计有30多种。
虽然享受着种菜的快乐,但是尹瑞庆告诉记者,他最初想种地,实属无奈。这几年,食品安全的问题连续不断,毒奶粉、毒豇豆、地沟油、农药超标……一次次挑战着尹瑞庆的心理极限,“我做过商业,我知道食品的流通程序,有些污染很难控制”。
像尹瑞庆这样,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对食品安全深度忧虑的人为数不少,参与创办小毛驴农庄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石嫣介绍,去年,来农庄种地的市民只有15户,而今年,迅速增长到120户。
记者了解到,如今,这种下乡包地种菜的现象,并非小毛驴农庄独有。在北京的很多郊区,农民纷纷把自己的地分割出租。而上海、浙江、湖北、四川等地,也都有不同形式的招募市民种菜的项目。
虽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各地的包地种菜项目都在扩张却是不争的事实。这股下乡种菜热的另外一种衍生形式,则是雇农民负责种菜,种什么菜,是否使用化肥,都由雇主来决定。
北京中关村的20多个白领就自发组织了购菜联盟,由北京郊区的一名农民负责帮他们种菜。据了解,这样的自发性组织在全国已经有100多个。
美日都曾经历过的
“食品安全背后是信任危机,更深层次的是人与自然的隔离,人与人间的割裂,”对于这种新的“下乡热”,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说,“现在大众的食品体系不被信任之后,消费者和生产者试图进行联合。CSA是一种模式,这至少为消费者增加了一种选择。”
周立所说的CSA是英文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简称,意为社区支持农业。下乡包地种菜和雇佣农民种菜这些新兴的农业模式都属于CSA。
2007年,周立曾赴美考察CSA农场,他发现CSA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过程。
1910年,全美消费者消费食品的支出有40%归生产者农民所有,50%归贸易市场所有,10%是农业器械、化肥、种子等的消耗性支出。到了1997年,农民获得收益的份额跌到8%,2006年是5%。“根据测算,到2020年,农民只能获得3%。”
农民收入剧烈下滑的“拐点”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当时化肥、农药的革命引发了农业和社会体系的革命,为提高产量,食品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一方面带来了功不可没的产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却带来质量的下降,并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污染。在那之后,美国七成农场破产,生产者蒙受损失,同时工厂化的食物给人造成越来越多的困扰。
“西谚有云:吃什么你就是什么。人们开始担忧,食物改变的除了人的体质,是否还包括人的性灵?谁也不愿意像机器一样活着。”周立说。
CSA正是源于日益工业化带来的食品安全危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发达国家纷纷找寻市场外的选择。1971年的日本,一群家庭主妇开始关心化肥和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主动寻找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者并与他们达成协议,规定生产者按照有机方式生产,这群家庭主妇则预先支付高于一般农产品价格的货款,这种方式叫做“Teikei”(日文“提携”),是共识或一起合作的意思。Teikei最初的宣传口号是“在蔬菜上看到农夫的脸”。
1986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北美第一个CSA农场,其核心理念是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减少中间环节,让消费者了解生产者,同时双方共担农业生产中的风险。如今美国已经有近3900家农场采用这种模式。此后,CSA在全球广泛开展。
相当于买蔬菜期货
石嫣正是因为在美国农场实习而全面了解了这种CSA模式。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与海淀区政府在京建立了小毛驴市民农园,这成为国内首批CSA模式农场的典型。目前,小毛驴经营得有声有色,今年收支状况已经达到平衡。
“我们施用蚯蚓粪与麻酱渣等有机肥料,完全做到生态农业,客户可以监督农场的生产环节。”石嫣说。
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看来,CSA自然天成,大家都是参与者,互相之间形成了信任和信用。“这可能是一种更为长效的信任,同时,它还起到了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
对这种闭合链式有机农场,尹瑞庆也有很深的体会,他说,农民和市民互为朋友,这是真正的消除城乡差别,这里完全是城乡融合的一个缩影。
60多岁的王凤山原本是北京郊区的普通农民,今年他被雇到农场帮助市民种地。王凤山说,很多市民对种地没有经验,有些人甚至没有摸过锄头,但只要稍稍指导,三天内保证市民学会种地。
一块30平米的地块能收多少蔬菜?王凤山说,如果经营得好,一般四五百斤没什么问题。“人勤地不老”,这是市民和农民共同的结论。去年,尹瑞庆这块小地总共收了400多斤的菜,品种有30多种。
“中国的CSA模式农场要求消费者提前付费,这就与传统的消费模式付费取物不同,改变消费方式的观念是其发展的一个大问题。”这是温铁军的一个担忧。
但在尹瑞龙看来,这不是一个问题,“如果从价格上讲,我今年等于买了蔬菜的期货。春天菜便宜,但现在价格飙升,相当于赚了。当然,种菜是无法用价格衡量的,我治好了自己的颈椎病,又获得了快乐,同时让家人朋友也分享了自己的快乐。”
改变现有的种地模式
不过,包地种菜的模式同样面临着很多困难。
在石嫣看来,目前的两大困难是市民并不是很接受只吃应季蔬菜的观念,以及消费者对CSA模式本身的不太认同。“美国是因为食品体系已经被破坏,反过来出现CSA,而中国相对小的城市,食品相对安全,还没有到完全被破坏的程度。”石嫣说。
无论是石嫣还是接受采访的专家,他们都认为CSA模式不会成为未来食品供应的主流,只会是目前食品安全问题下的某种补充或替代。而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李里特看来,真正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还是要农民改变现有的种地模式。
李里特认为,分散的个体农民,不仅收益和利益无法保障,从事农业生产时也缺乏经营空间,“农产品在非常低价的线上互相竞争,农民没办法,要么不干了,要么滥用化肥,降低成本。而很多企业为了获取利润,忽视了食品安全的问题,包括农药、激素、抗生素,目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提高产量。”
在西方许多国家,采取合作社经营的模式,每户农民就是一个小公司,组织起来成立农协,形成公司和总公司的关系,形成规模产业化生产。农产品的价格依据生产成本、劳动时间、社会保障等来制定。李里特说,农业形成专业组织企业化经营后,农民依据市场做出预测,依据市场种地,避免价格大起大落,农产品价格会真正回归理性。与此同时,农民为了维护自身信誉,也会努力将产品做好,质量做好。
链接;CSA在美国
CSA模式(社区支持农业)起源于瑞士,1986年传入美国。
通常在一个CSA体系中,社区居民向农场购买类似“会员”的资格,到收获季时定期获得一定数量的时令蔬菜或其他农产品,包括鸡蛋、肉类、奶酪、鲜花、水果和家庭手工制作的面包点心等。
在美国,CSA农场的规模大小不等,既有仅几家会员的小型农场,也有会员超过千家、占地数百英亩的大农场。虽然在几百万个美国农场中,采用CSA模式的只占少数,但是其增加的速度正在加快。
对农场经营者来说,CSA模式使他们拥有稳定的销售市场,在蔬菜成熟甚至种植之前就可以进行预售、较早回收资金,同时,可避免生产的盲目性。
此外,由于摆脱了销路的压力,农场经营者有更多时间用在土地上,可以在精耕细作、水土保持和减少农药使用等方面花更多精力,使产品质量更好,而且对生态环境有利。
对消费者而言,加入CSA体系可以使他们得到新鲜、低价的蔬菜供应,还能参与农场的经营决策,根据自身需求对种植计划提出调整建议。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