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两岸解民忧惠民生的“定海神针”

　　本报赴沪采访组

　　有人被她骂了，反而很过瘾；有人推掉朋友饭局，专门收看她主持的电视节目；还有人，为了见她一面，不惜奔波万里……

　　她就是柏万青，上海市的一名人民调解员，知名“老娘舅”，拥有超级人气，粉丝无数，即使超女快男也不能望其项背。

　　近年来，上海着力完善大调解工作体系，促进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积极推广医疗纠纷、劳动争议、物业纠纷等专业调解，逐步扩大专业调解对社会热点纠纷的覆盖面。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中，人民调解员用自己的辛勤和智慧为社会和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柏万青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以推进大调解工作为契机，上海市全面推动了化解社会矛盾、社会管理创新和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

　　正如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所指出的，上海以大调解推动大稳定，以大稳定保障大和谐，有力维护了社会面的稳定，保障了世博会的成功举办。

　　
　　因企业拖欠工资，奉贤区某公司300多名工人拥堵在公路，致使交通瘫痪1个多小时。

　　奉贤区司法局南桥司法所得到消息后，与南桥镇相关部门组成联合协调小组立即赶赴现场。调解人员向工人们耐心地解释、宣传相关法律法规，使工人们意识到堵路行为的违法性及其带来的后果；派出所民警依据有关规定，将少数带头闹事人员带至派出所进行讯问。因措施得当，很快平息了工人们激愤的情绪，遏制了事态的发展。嗣后，在司法所的反复调解下，该公司将工资全部发放至工人手中，一场群体性纠纷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上海市司法局党委副书记李和平告诉《法制日报》赴沪采访组，近年来，上海以基层司法所为平台，整合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信访、综治、卫生、劳动保障、物业管理等各方资源，推动了大调解格局的形成。多元化的调解体系，形成了化解合力，释放出了“1+1>2”效应。

　　“以司法所规范化建设为抓手，以构建和谐社区为主线，注重发挥司法所作为社区调解的指导者、调解志愿者队伍的组织者和社会矛盾大调解格局基础平台的作用”，这就是上海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两者一平台”经验。

　　为了方便群众，上海以司法所为平台，将人民调解与信访代理资源整合，在街镇层面组建了“合二为一”的人民调解信访代理工作室，借助人民调解网络，将大量的信访通过人民调解消化，在消化的过程中再进行代理，在代理的过程中再消化。

　　“李琴工作室”是以全国模范人民调解标兵李琴的名字命名的，是全国首家街镇层面的专业化人民调解机构。为使人民调解和信访代理职能的充分融合，“李琴工作室”将各居委的调解干部列为社区信访代理员，还聘请了一些社区积极分子为信访信息员，从而完善了街道信访代理的工作链，使居民不出社区就能委托信访事项。

　　江苏街道189户业主为他们小区中间的一幢空置房突然装修、影响附近居民生活的问题准备集体上访。李琴知道后及时深入到该小区，召开居民代表会议，主动代理居民的信访事项，然后根据信访要求走访相关部门，并多次联系该楼房东某企业负责人与其沟通交涉。通过多次协调会，最终使企业和居民达成协议，至2008年年底，189户居民已全部与该企业签订了调解协议书，并得到了数量不等的补贴款项。

　　
　　诉讼还是调解？在上海，这不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诉调对接机制的建立，让当事人可以便捷地在两者之间切换。

　　为迅速化解涉农纠纷，上海市奉贤区法院与区司法局、区农委三方联合，成立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联合调处中心。在这里，诉讼、调解和仲裁可以实现无缝对接。

　　奉贤区委政法委副书记侯国华介绍说，涉农案件进入联合调处中心后，首先由设在联合接待站内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进入仲裁程序，由仲裁委委托区司法局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再次调解，调解成功的出具仲裁调解书，调解不成的由仲裁委出具仲裁裁决书；调解、仲裁不成的，由法院依法进行审理。

　　据了解，2009年，上海全市法院受理各类案件首次超过40万件，同比上升了7%。法院与法官正承担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负担。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立斌感慨地说，司法自身功能有其局限性，法院在社会矛盾化解体系中只能承担“有限责任”而不是“无限责任”，只能是化解矛盾的“主渠道”而不是“单行道”。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近年来，上海法院大力推进诉调对接机制建设，目前所有基层法院均建成了“诉调对接中心”。

　　杨浦区法院的诉调对接是从人民调解员进驻法院开始的。2006年3月30日，杨浦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驻法院工作室揭牌成立。驻法院工作室现有专职调解员7人，行政辅助人员2人，均系大专以上文化水平。

　　2007年4月，杨浦法院院长顾伟强决心以本院退休法官为主要资源，在诉调对接上闯出一条新路子。

　　这样，退休女法官姚明华成了杨浦区的第一个“联络法官”，其任务不仅是指导人民调解组织解决纠纷，还帮助法院送达与执行。同年6月，院党组又安排3名在职法官各自联络一条街道的相关工作。

　　“联络法官”机制凭借其全天候、离得近、叫得应、信息灵、专业熟、反应快等特点和优势，受到社区群众的欢迎。

　　据统计，像姚明华这样的退休法官目前共有90人，占上海市各法院诉调对接中心调解员总人数的43.48%。

　　在诉调对接上，嘉定法院提出了“五个无缝对接”的要求，即场所无缝对接、人员无缝对接、程序无缝对接、效力无缝对接以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无缝对接，让当事人受到了上帝般的待遇。

　　在嘉定法院诉调对接中心，调解员们必须在25个工作日内完成调解程序。调解不成的，应在三个工作日移交审查立案，在当事人不奔波、不费心的情况下，调解向诉讼顺利过渡。

　　对于诉调对接机制建设，上海高院院长应勇指出，它实现了“让更多的案件分流到诉调对接中心，尽可能以调解结案，做到案结事了；让更多的退休法官留在诉调对接中心，既保障调解质量，又有利于司法廉洁；让更多的人民调解协议，经法院确认效力后转为司法文书，避免因同一纠纷可能再次进入司法程序而导致当事人讼累”。

　　据统计，2009年全市法院通过诉调对接中心分流后调解成功的案件达56998件，占全市基层法院一审民事收案数的31.7%。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80%以上矛盾纠纷，主要是因就业、就医、就学、住房、社保五大民生问题引发。针对这一特点，上海在构建基层大调解格局中，创造性地将“专家门诊”制度引进到化解专业矛盾领域，先后建立了医患纠纷、劳动争议以及物业纠纷等专业化调处机制。矛盾纠纷一旦产生，群众就可以对症挂号问诊。

　　“零成本、高效率、无后遗症”，2006年成立的普陀区医患纠纷调委会赢得了市民的高度评价。这个由退休的医政工作人员、司法机关人员和律师组成的调委会，以人员的专业化保障调解的专业性和公正性，并在工作中确立了“不收费且一个月内办结”的原则。

　　离休干部范老太入院诊断后，被确诊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缺血性心脏病，入院后第二天晚上突发胸闷、气短，经抢救无效死亡。范老太的儿子认为医院未经其签署协议，擅自用药造成母亲死亡，要求医院赔偿6万元。

　　普陀区医患纠纷调委会介入后，首先建议医方向困难群众倾斜，适当给予患者一定的补偿。同时，医调委邀请了范老太居住地的人民调解员，利用她们熟悉范老太家庭情况的特点，共同参与调解，最终医患双方在赔偿金额上达成了共识。

　　2009年4月，奉贤区率先在上海市率先建立了高校人民调解组织上海商学院人民调解委员会，并下设上海商学院调解中心；为化解来奉人员引起的矛盾纠纷，在来奉人员集聚地成立了来奉人员调解委员会；针对劳资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多发的特点，在区总工会、人保局、农委等职能部门和镇、开发两个层面分别成立劳动争议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中心和调解委员会。

　　为了快速有效地调处社会各类矛盾，不少司法所充分利用地区法律专业人才资源，不断充实调解队伍力量。松江区叶榭镇司法所联合镇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充分发挥其工作优势，建立起了一支二十余人的人民调解志愿者队伍，根据志愿者特长有针对性地引导其开展调解工作。他们还聘请了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干部、老党员，组建了一支372人的村、楼组信息员队伍，主要负责排摸区域内的不安定因素，协助化解矛盾纠纷。

　　将调解工作引入商务楼宇是上海的又一项首创。2007年，上海市静安区在紫安、聚安两座商务楼宇内建立了商务楼宇人民调解委员会，专门调处楼宇物业与商住户之间、不同商住户之间、商住户与员工之间的各类纠纷。

　　李和平说，上海大力培育与大调解工作体系相适应、与开展专业调解工作要求相符合的专业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队伍。截至2010年9月底，全市共有专职人民调解员8761名，其中，专业调解的专职人民调解员共1398名，占全市专职人民调解员的16%。2010年1月至9月份，全市七项专业人民调解工作的受案总数达到104307件，占到全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受理民间纠纷总数的61.5%，调解成功了近10万件。

　　
　　世博园开幕后，单日游客数量曾突破百万，有的场馆竟需排队10个小时以上才能一睹“芳容”。

　　人群熙熙攘攘，摩肩擦踵，谁的心情也好不了，一句话、一个眼神就能激起一场风波。

　　李和平告诉《法制日报》赴沪采访组，为解决世博园区内矛盾纠纷易发、化解渠道不畅等问题，上海市司法局与世博局互相配合，先后在浦东、卢湾、黄浦三个区组建了人民调解工作室，专门化解参观者与园区管理单位之间发生的纠纷。

　　世博会进入常态运行后，园区公安部门日均处置的治安纠纷数量激增。针对这种情况，司法行政部门与园区公安部门联手，在世博园区治安派出所内设立了人民调解工作室。工作室由3名熟悉法律、又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人民调解员轮流值班，当场受理派出所移交的治安纠纷，并力争在当天予以化解。

　　徐金根就是世博园区人民调解室的调解员，有20多年的人民调解工作经验。徐金根说，世博园区每天都有20起左右的游客纠纷，大多由插队而起，纠纷发生后有的游客就选择报警。民警接警后其实也面临着难题：这些案件属于既非刑事又非治安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事人大多不存在主观故意，往往因一时冲动而出手；游客本来就是冲着游世博而来，如果因此背了处罚回去似乎也不太说得过去。

　　于是，这些“老娘舅”们各显神通，化解纠纷的同时，也还了游客一个好心情。

　　截至世博会闭幕，各人民调解工作室共受理世博园区纠纷共计314件(其中参观者与园区管理单位纠纷196件，参观者之间治安纠纷118件)，调解成功250件，涉及当事人550余名。调解成功率为79.6%。

　　除了人民调解工作室，世博法庭也使出浑身解数，加大调节力度，争当世博和谐使者。

　　“还是到法院好，都有法律根据，给法官看过了我也放心了！”在世博法庭的调解协议上签字后，田大妈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60岁的田大妈是山西人，今年7月12日到世博园参观时，由于没有注意到路面情况而不慎摔倒。痊愈后的田大妈在世博园区人民调解工作室协调下，与园区管理方达成了和解协议，但老人总担心协议能否执行到位，于是调解员带着当事人来到了世博法庭。可到法庭后，田大妈又对赔付总额、支付方式有了新想法，原先达成的调解协议顿时成了一纸空文。

　　负责田大妈这个案件的是世博法庭的博士法官徐俊。他是上海市法院系统调研标兵，今年3月被挑选到世博法庭。徐俊在仔细询问了原、被告的意见后，为田大妈及家人详细解释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并分析了利弊关系。经过了长达5个小时的协商后，田大妈与被告签订了调解协议。而此时，已是夜幕降临。

　　像徐俊一样，无论年长或年轻，世博法庭的每一名法官都是审判经验丰富、调解能力出色、工作责任心强的“老娘舅”。他们坚持对所有涉世博纠纷在立案前首先开展诉前调解，充分发挥诉前调解快速灵活的优势。同时，主动与世博局、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等实现工作联动，探索构建世博法庭主导下的全方位、多领域的诉讼与非诉讼对接机制，通过其他调解组织达成协议、法院司法确认赋予强制力的方式，快速、高效、彻底化解纠纷。

　　举世瞩目的世博会已经精彩落幕，全世界唯一一个为世博会“量身定做”的世博法庭，从今年3月25日成立至10月31日，共受理各类涉世博民商事案件97件，已妥善化解82件。

　　在这已结案的82件案件中，仅有2件是经过判决结案，其余80件均为调解或撤诉的方式结案。

　　据统计，到世博会结束时，世博法庭化解的各类案件中，经过调解而最终和解或当事人撤诉的达97%，值得一提的是，另外2件判决案件也是由于先行调解打下了良好基础，无一上诉，并且最后得到了迅速的执行落实。

　　(执笔人：李群刘建张亮)

　　左图为上海市金山区人民调解“出诊”法先行实践者、74岁的退休警官、金山区吕巷镇首席人民调解员谷志荣(左一)“出诊”来到田间地头，在稻田旁就地化解纠纷。

　　右图为上海市金汇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功调处一起拖欠农民工工资款群体性纠纷，农民工在镇调解工作室领取被拖欠的工资。

　　左图为在调解员的努力下，企业员工拿到了企业的工伤补偿金。

　　右图为上海化学工业区金山分区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成云和漕泾司法所所长陈四龙到上海化学工业区物流仓库进行纠纷排查。来源法制网——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