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回归均衡稳态 通胀是经济结构调整代价

　　1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这意味着金融危机后连续两年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将正式转向稳健。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不论是保障政治大事，还是突出开局动作，来年的宏观调控，都要比一般年份付出更大的努力。

　　金融危机以来，“保增长，调结构，防通胀”是政府应对的三大要务。2010年10月的经济数据表明，尽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仍有小幅下降，但主要是因为基数原因。从季调后的环比数据来看，工业增加值增速自7月以来显著回升，目前已高于2000年以来的均值水平。同时，投资同比增速超预期的小幅回升，出口增速回落幅度低于预期，也在展示中国经济环比回升的势头良好。考虑到“调结构”是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随着“保增长”任务的完成，2011年核心任务首当其冲当属“抗通胀” 。

　　而对通胀走势最大担忧，始终围绕着过度超发货币展开。从流动性总量看，以M2/GDP作为参照指标，当前流动性宽松度优于2007年水平。2007年这一比值为151.76%，按照2010年前三季度的趋势，全年M2/GDP可望落在180%附近，货币剩余额约45万亿。

　　但要按照上一轮的思维看此番货币政策的回归则不合时宜。2005-2007年，央行的货币政策一直维持“稳健偏紧”基调，三年来连续加息9次，其中仅2007年就持续加息6次。尽管公开市场总体维持净投放态势，但持续性的紧缩，加上资本市场的吸水，社会流动性紧缩明显。

　　与上一轮情况相比，本轮通胀有更深层的原因差异。一是从经济背景看，当前经济环境比2007年更具弹性与潜力。2007年全球经济处于信贷泡沫支撑的强劲增长末端，随着“次贷危机”暴发，全球经济已显露出盛极而衰的苗头。中国经济也在当年二季度见顶回落。反观2010年，全球经济已经历金融危机洗礼，正在寻找走出泥潭的办法。虽然复苏的道路漫长而崎岖，但风险释放的完成令经济走势更为真实。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二次下滑后的低点，可以期待2011年进入短波上升周期。

　　二是从通胀成因看，中国新一轮通胀是全球央行联手注资后遗症和中国第二次价格闯关（资源价格改革）带来的价格重估的双重叠加。本轮价格上涨，不是生猪存栏减少，更多是因为游资炒作，推升物价的主因素由成本推升变为“需求拉动＋潜在的成本推动”。此外，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决定中国劳动力重估时代的来临。与之相适应，中国的资源价格也将全面重估，重构资源价格体系，直到与国际水平接轨，通胀有呈现长期化的趋势。2011年，通胀或处于小周期放缓与中、长周期通胀的“转换期”。通胀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代价。

　　通胀的诱因已逐步从单纯货币供应量，转向货币供应量与工资、消费增长的协动。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只决定短期变化，或者说决定了通道内的变化。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方向和工资的长期上涨趋势，决定了通胀的大方向，或者说决定了通道的方向。因此，虽然货币数量控制无疑是“抗通胀”的最大着力点，但完全倚赖简单紧缩货币政策，将面临应对通胀的空间难度。

　　中国的货币政策更需要视后期经济演变和宏观政策的整体部署而定。货币政策重回到稳态之中，这种稳态将确保三点：其一，保证此阶段宏观经济平稳的过渡；其二，将此阶段政策的负面效应压缩到最小；其三，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引导中期的政策预期。可以看到，上述三点确定了2011年的货币政策基调，即更多是一种均衡的稳态。而这种稳态，将一改2009年—2010年“大放大收”的单边调控，转向更加重视调控的力度搭配和节奏拿捏。

　　从长期来看，要从根本上摆脱当前的通胀压力，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需要从当前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中寻求对策。由于结构调整过程中往往要触动既有增长模式一方的利益，它的转变也就需要高层更强硬的推进以及新制度层面的配套，由于这涉及复杂的利益博弈，推进不会一帆风顺，但方向不容逆转。 (来源：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