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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经济政策五宗罪:量化宽松难降高失业率

来源:新华网
2010年12月10日09:10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已经成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梦魇。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党失利,2012年总统选举前景黯淡,奥巴马认定这些都是低迷失业率惹的祸。美国劳工部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月份美国非农业部门失业率较10月份上升0.2个百分点,达到9.8%。11月份美国新增就业岗位数仅为3.9万个,不仅远低于10月份经修正后的17.2万个,也大大低于市场此前预计的16万个。
  为什么美国政府连续两年来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未能把美国经济拖出衰退的泥潭?为什么一轮又一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推出,美国服务业和制造业依然发展动力不足,就业岗位不增反减?在昨天举行的“2010国际金融投资博览会”上,美国经济学家、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和亚当斯密奖获得者、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巴罗在他们精彩的主题演讲中,一针见血点出了当前美国经济的病症所在。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题为“金融危机和商业周期”的演讲中指出,美国有可能步日本后尘陷入长达10年的衰退期,原因在于政府采取的不是鼓励企业扩大生产的政策。税收政策前景不明,企业主忧心忡忡,失业率居高不下。

  安抚失业人群是白宫的头等政治任务。总统着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当仁不让出马解围。平时很少抛头露面的伯南克特意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采访,表示如果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或者失业率继续维持在高位,美联储可能购入超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金额的国债,向市场注入更多资金。整个动作的目的在于“刺激经济更快地增长”。具体目标是让美国失业率能在2011年年底降至9.2%、在2012年年底降至8.6%、在2013年年底降至8%,在接下来的三年中美国平均每月新增就业岗位数要达到20万个至25.8万个。

  对此,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指出,在接近于零利率的情况下,量化宽松政策依然未能显著推动经济增长,原因在于经济发展前景不明,企业不愿意扩大生产,大量流动性资金没有进入经济实体,反而回到了美联储手里,有的流向新兴经济体的市场。普雷斯科特担心大规模购买国债可能扭曲金融市场,催生资产泡沫,最终引发严重通货膨胀。

  罗伯特巴罗在他题为“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几点思考”的演讲中,对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的主权债务危机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他认为,金融危机之后将是一系列的政府财政危机。拿欧元区来说,目前发生政府债务危机的还是几个较小型国家,现在可能蔓延到西班牙。西班牙经济规模较大,对欧元区是一个考验。如果西班牙挺不住的话,救助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欧元区很脆弱,今后如何发展,各种可能性都有。

  回过头来看美国,巴罗指出,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使得美联储今后从被救助机构退出更为困难。美国不但联邦政府赤字高企,各级州政府中不少也处于破产的边缘,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和伊利诺伊州。美国财政部的报告表明,2010年美国的财政赤字达到1.3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9%,预计2011年的财政赤字将升至1.4万亿美元。州政府破产的话,联邦政府要救也是爱莫能助。巴罗认为,政府减少开支,削减赤字迫在眉睫。

  两位经济学家的演讲令与会的金融专家和投资家大开眼界。在随后的圆桌讨论会上,与会者就全球汇率问题、货币问题提出不少个人见解,有的还与演讲者进行了交锋。(记者 卢宝康)
谁能阻击量化宽松
  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的6000亿美元洪水尚未入海,世界经济就拉响了第三轮“美元洪峰”的警报。人们不禁要问, 谁能阻击量化宽松?
  其实,G20首尔峰会已经为美联储及美国上了一课。G20首尔峰会本来被认为是美国为施压人民币汇率,给中国摆的一道鸿门宴。不过,在11月3日美联储宣布第二轮量化宽松之后,鸿门宴的对象却成了自己,美国成为本次会议上“遭到最大批评声音的国家”。不仅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国家对美国口诛笔伐,甚至美国的盟友德国、韩国也是颇有微词。然而,由于美国向来我行我素,国际社会阻击作用有限。

  目光转向美国国内。11月2日,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顺利“解决”民主党后,共和党以及茶党将下一个矛头直指美联储。由于没能阻止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且在援助银行的救市方案中“出手大方”,共和党将美联储看作是奥巴马政府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的金钱帮凶。

  “停止不正当竞争,”近期的媒体红人萨拉佩林声嘶力竭;众议院中的共和党领袖们则写信给伯南克,批评二次量化宽松政策,称其打击了商业投资信心,破坏了经济稳定。

  对于美联储的出路,有共和党议员提议,应剥夺美联储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责任,只留给控制通胀这一经济职责;而茶党的“带头大哥”,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众议院议员罗恩保罗甚至提出,将美联储“彻底扔进历史的故纸堆里,重新回到金本位时代”。

  如果说共和党的发难,可以更多理解为美国政党政治的话,那么来自经济学界和美联储内部的批评,则应能让伯南克对量化宽松政策产生更多的警觉。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昨日在“浦东2010国际金融投资博览会”上认为,由于美国短期名义利率已经接近零,量化宽松乘数效应大大降低,对美国经济复苏影响有限。继续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还会对美国未来的刺激退出政策形成阻力。“推出二次量化宽松后,伯南克对未来的退出政策是很有信心的。但是我觉得他过于自信了。”巴罗说。

  而在11月15日,23名共和党经济学家联合发表公开信,讨伐美联储的政策,质疑其双重职责。

  在美联储内部,美联储堪萨斯城分行主席汤姆霍尼格对伯南克的微词不断升级,称量化宽松是“跟魔鬼做交易”。而伯南克忠实的盟友、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质疑老友的量化宽松可行性。

  事实上,伯南克自己也对量化宽松缺乏信心。据美国商业情报公司对伯南克在《60分钟》电视节目分析后得出结论:伯南克其实很担心通胀,他对自己购买6000亿美元国债刺激经济的信心不足。

  由于美国的国际地位和美元作为事实上的国际储备货币,任何美元的政策都将影响到其他各国的经济;又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比重巨大,也许只有美国的经济发生根本性转变,量化宽松才能被“阻击”。(记者 陆益峰)
奥巴马经济政策“五宗罪”
——专访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
  失业率居高不下、老百姓收入下降、房地产依旧低迷……一提到金融危机后美国低迷的经济,美国政府和国会立刻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饭碗……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却认为,“奥巴马错误的经济政策,是导致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的主要原因。”昨日,在浦东“2010国际金融投资博览会”上接受本报专访时,巴罗细数了奥巴马经济政策的“五宗罪”。

  一宗罪:经济刺激“被浪费”。“奥巴马政府800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是个错误,因为这个计划没有形成产出效应。”巴罗对8000亿美元“被浪费”有些耿耿于怀。

  2009年3月,为应对金融危机,尽快使美国走出衰退泥潭,奥巴马政府推出总额为800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内容包括发展可再生能源、节能改造、兴建学校、修建公路港口等。

  花钱之后没有产出,意味着美国政府又添加了一笔800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今年美国财政赤字占到GDP的8.9%,持有美国国债的国家已深感威胁。

  不过巴罗认为,奥巴马政府近期出台的刺激政策,尽管这一政策仍然会让美国在财政赤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是至少给予了公众正确的激励,聚焦在了税收政策上。这一政策比2009年的好很多。

  二宗罪:量化宽松失效果。“第二轮量化宽松对美国实体经济几乎没有效果。”巴罗对第二轮量化宽松这样评价。由于短期名义利率为零,量化宽松缺乏乘数效应;由于对经济不景气的预期,人们更愿意把钱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而不是用来投资消费,这就失去了量化宽松的意义。

  巴罗还是为伯南克辩解了一下。他认为,伯南克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包括降低基准利率,花费1.4万亿美元救助AIG、花旗等金融巨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一政策阻止了美国经济可能“自由落体般的崩盘”。

  三宗罪:失业救济养懒汉。“领取失业救济的最长期限从52周延长到99周,这将使美国失业率增加了1至2个百分点。如果没有延长,现在失业率可能只有8%,而不是9.8%。”巴罗说。

  他认为延长失业救济是奥巴马的一个重要错误,因为这是一个“养懒汉”的政策,“既然在家待着都有钱拿,何必出去工作”。

  四宗罪:医疗改革无新意。新医疗改革法案的通过,一直被认为是奥巴马的重要“政绩”。巴罗却认为,这次改革毫无新意,只是增加了美国医疗公共补贴的长期支出。“没有改革,只是许下了更多美好的承诺,就像布什政府在2003年增加美国医疗公共补贴时一样”。

  五宗罪:救助通用不公平。11月20日,通用汽车成功在纽交所挂牌上市,这被看作奥巴马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的典范。然而巴罗认为,通用、克莱斯勒等汽车企业不具备类似金融公司体系性作用,因此根本不需要政府的救助。救助通用,只是把美国纳税人的钱输送给工会,因为工会在总统大选中把选票投给了奥巴马。

  另外,奥巴马政府实行的新车购置补贴政策,巴罗认为此举也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只是把未来的消费提前到现在,并没有增加消费的总量”。

  对美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让经济恢复正常秩序,要解决这个问题,奥巴马可以采取很多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实施减税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使得美国经济实现真正复苏。解决美国经济问题,是美国对全球经济作出的重大贡献,巴罗最后说。(记者 陆益峰 田晓玲)
“时间证明我的理论是正确的”
——专访美国著名宏观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教授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教授昨天出现在上海的“外滩金融论坛”上,引起了众多专业人士及各路媒体记者的“追捧”。对专业人士而言,因为普雷斯科特对宏观经济学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将深刻影响很多国家的货币及财政政策的现实操作,这使他成为一位走下理论神坛走进普通人生活的大师。
  在接受本报记者 专访时,这位现年63岁的老教授自信地表示,虽然他的获奖作品——“经济决策的时间一致性”理论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分别提出于1977年和1982年,但是“时间再次证明了我的理论是正确。”

  美国:“货币市场没有问题,问题在政府身上”

  在昨天的论坛上,普雷斯科特发表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的主题演讲。这一演讲主题可以看作是为他赢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决策的时间一致性”理论以及“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当今经济环境下的运用。在专访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和美联储的货币宽松政策不会刺激经济复苏,只会引起衰退。”虽然两年内美国政府前后共投入了规模高达一万四千亿美元的资金来刺激经济,美国经济仍然没有复苏迹象。“我担心美国将会失去10年的增长期,就象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在日本的情况。”在他看来,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正在重蹈日本当年的覆辙——采取了不鼓励企业扩大生产、阻碍生产力增长的政策。

  海量资金入市却依然撼动不了高昂的失业率,今天发生在美国的现象正好给30多年前普雷斯科特提出的理论贡献提供了一个完美案例。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理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以而且应该起到稳定经济、保持较低失业率的作用。并且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不可能同时居高。

  “然而上世纪60-70年代,当美国政府试图用提高通货膨胀率的政策来解决高失业率问题时,不仅没有成功,反而使经济更加恶化,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同时出现的情况。”普雷斯科特回忆说。1977年,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发表《规则胜于相机抉择》论文提出“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指出,当政府宣布针对某短期问题采取解决措施时,个人和公司就会为此调整策略,并据此信息做出新的决定。因此,当面临特定经济形势时,若政府随意制定政策却又不能坚持它所作的承诺的话,就将面临诚信问题,而公众对政策的预期又会反过来影响到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今天美国经济的失败并不是市场的失败,而是政府决策的失败。”这是普雷斯科特的观点。这种失败首先根植于美国两党轮流坐庄的政党政治体制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和妥协性之中。比如奥巴马政府6日刚抛出的减税方案没能兑现他在选举时为中产阶级永久减税的承诺——由于共和党在参议院的阻扰,最终妥协成了一份“两年期”的临时方案。这种政府承诺的失信和政策的临时性,根据普雷斯科特的理论,将导致美国经济前景不明,民众预期将来税率会进一步提高,人们自然就会理性地减少投资、减少雇佣,减少技术创新。

  其次,美国政府一直迎合特殊利益群体的做法也被普雷斯科特认为是美国经济政策的一大失败,“为特殊利益集团建立垄断企业的做法,将会对效率更高的生产方式树立障碍,”普雷斯科特明确指出。但这或许又是一个根植于制度中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在普雷斯科特看来,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步骤不是货币宽松政策,“货币市场没有问题,问题在美国政府自己身上。”

  中国:好政策的关键是适合中国而不是世界

  “您的理论模型是基于对美国和西欧等国经济表现的考察和研究,它是否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呢?”记者向普雷斯科特教授提出这个问题时老先生狡黠一笑,大声说“YES”!“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开放了,而且中国近年来堪称奇迹的发展速度正得益于中央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其他经济政策的连贯性,”他说。

  不过,与西方大部分经济学者不同,普雷斯科特似乎并不太赞同“中国模式”这一提法,“当前中国发展的模式其实也是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延续。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所以显得中国模式特别重要。”普雷斯科特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事实上和日本、韩国经历的发展模式很相象,或许可以认为是一种发展模式在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功后,又转移到中国,并被中国根据国情进行了改良和调整。

  作为一名严谨的的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教授总是维护着自己思考的独立性。当记者跟他说,“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将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时,他的脸上浮现出颇不以为然的笑容,似乎并不愿意象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家那样要把这顶高帽子送给中国。“我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因为政府采取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对提高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有利的政策。”普雷斯科特教授语气中把“中国”两个字特别加重,“不仅是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都干得不错,都是因为他们采取了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好政策。”

  但同时,普雷斯科特教授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不可能一直持续。一旦经济增速下降,就有可能保护现有状态,导致改革停滞。因此,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建议,中国市场应该引进更多的竞争,也要推动更多的中国企业到国外投资。此外,作为“真实经济周期”学派的代表人物,普雷斯科特深信技术发展对推动经济周期向好的作用,因此他希望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更多地开发高科技,学习日本和韩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进步。(记者 宋琤) (来源:文汇报)
(责任编辑:刘士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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