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对草根组织认识改变 良性互动局面显现

　　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社会进入转型期，加强社会建设日益紧迫而重要。十七届五中全会将“社会建设明显加强”作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这无疑是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信号。

　　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组织尤其是生发于民间的草根组织的成长发育日益受到关注。我国草根组织早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萌芽，但发展一度举步维艰：难有合法身份，难有资金保障，难有人才支撑。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对草根组织的认识发生改变，其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与政府合作的道路也越走越宽。

　　基层政府、草根组织：跃动社会发展大舞台

　　最近，半月谈记者分赴各地调研，发现草根组织的处境正在发生可喜变化，许多地方政府推出了政策支持、资金扶持、平台构建等促进其发育的新措施，基层政府、草根组织良性互动的局面开始显现。

　　从忽视到扶持，草根组织“终于吃到了母乳”

　　2010年，11月末，寒风料峭，昆明一个普通住宅小区的一套三居室内，窗明几净，办公桌、电脑、资料整整齐齐；房间主人一家环保社会组织的负责人赵敏，打开投影仪，给记者一一介绍多年来在云南开展的环保项目。其中几个项目规模之大、效果之著令人惊讶，如通过和云南几个地方政府合作，改善农村饮用水、粪尿旱厕分离的项目，对提高当地农民生活水平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几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政府对社会组织态度的变化。”赵敏说，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以前很困难，因地方领导不重视而流产的项目也比较多，不过这些年情况逐步好转起来。

　　比如以前他们曾想在某地开展太阳能计划，但当地官员颐指气使不说，还让拿出“执照”检验，当发现这只是一家“企业”后，便不屑地拂袖而去。这两年，他们与多个地方政府都有很好的合作，如他们把一个沼气项目呈报给云南某州环保局长，该局长当即决定合作，目前当地政府已为这个项目投入300多万元，大面积缓解了当地农村的生活难题。

　　赵敏的感受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记者在广东、四川、江苏、云南等地采访，许多草根组织都谈到了基层政府对他们从忽视到重视的态度变化。

　　创造了“公益孵化器”概念，为处于初创期的社会公益组织提供资金、技术等支持的恩派，今年初来到四川，帮助当地发展社会组织。四川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项目经理杨睿对记者说：“过去一些地方政府对于草根组织很怀疑，甚至恐惧，常常误以为他们就是专门干反对政府的事情。现在好多了，许多地方政府都已转变观念，非常支持草根组织的发展。”

　　杨睿说，过去的草根组织，大多是“喝洋奶”长大的，很少能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如今，许多地方政府都开始尝试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给予他们经费支持，让大家终于吃到了“母乳”。比如最近恩派就在成都市获得了一个政府项目，帮助改善高新区青年的文化生活。

　　草根组织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感受，记者从一些基层政府官员那儿得到了佐证。

　　成都市锦江区民政局局长贺建红直言不讳：“说实话，以前民政部门确实不够重视社会组织管理这一块，在人员配备方面普遍较弱，业务科室就一两个人。”然而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以锦江区为例，该区出台了一系列培育社会组织的计划，不久前，锦江区民政局还加挂了一个牌子社会组织管理局，由一名副局长专职负责，还拥有一支专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队伍。

　　“这一切都源于政府认识的转变”，贺建红告诉记者，“实践证明，政府对自身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一些社会事务，完全可以交给社会组织去做，这样既顺畅效率又高。”

　　合作带来共赢，政府深感“有了一个好助手”

　　“让我在受助的同时获得了一颗感恩的心，这是爱心助学协会给我的另一笔精神财富。”这是已被保送研究生的李锐，最近写给爱心助学协会的一封信。

　　爱心助学协会是南京市鼓楼区的一家公益性社会组织，创办几年来，共帮扶像李锐这样的贫困生1066名，让两万多贫困家庭子女获得了公平教育机会。

　　爱心助学协会有效的工作，可以说是与政府合作共赢的结果。在协会的发展过程中，鼓楼区委组织部、鼓楼区民政局、鼓楼区残联以及一些社区，每年都会向协会“购买”服务。而迅速发展壮大的协会也成为政府的得力助手，鼓楼区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爱心助学协会确实帮了政府的大忙，弥补了政府工作的不足乃至缺位。如果在其他领域都能有这样的草根组织帮助政府，那政府的负担要轻许多，工作也会更有成效。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各地政府职能转变，如何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公共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地方政府发现与各类社会组织合作，让其积极参与到社会建设大课题中来，会对各方面工作产生意想不到的促进作用。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给社区建设带来了巨大变化。市南区总人口54万，拥有各类社会组织425家，覆盖公益慈善、社区事务协调、残疾儿童康复、困难家庭帮扶、社区矫正、青少年心理健康、老年心理辅导、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该区通过与这些社会组织合作，不仅极大拓展了社区居民交往互动的公共空间，而且社会组织专业化的工作提升了居民服务的品质，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为和谐社区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深圳市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大大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近年来，深圳市主动为社会组织让渡空间，通过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的方式与社会组织合作。2008年和2009年，深圳市民政局先后从福彩公益金中安排1970万元和1760万元用于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这一措施，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也给政府带来了惊喜的回报，如商务部和市政府委托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编制5个全国零售行业标准，每个标准仅用了13.5万元，如由政府制订则至少需30万元；深圳市福利中心以低于自身服务成本一半的价格，将25个残障儿童委托民办的华阳特殊儿童康复中心代养，大大降低了服务成本。

　　社会组织也为化解社会矛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深圳的工业大区，宝安区外来劳务工人数众多，劳资纠纷也比较多。据深圳市宝安区民政局工作人员潘争艳介绍，宝安区民政局在有关社区登记成立了10家社区劳动维权类社会组织。目前这10家社会组织已调解了近百宗劳资纠纷。如新安街道海华社区来深建设者援助服务中心努力为来深建设者维权，为辖区50多名来深建设者讨薪15万余元。

　　对于社会组织的作用，作为一名基层干部的南京市玄武区玄武门街道办副主任刘艳军，则有着更为深切的感受。

　　刘艳军告诉记者，每到周末，南京市类似老年康复护理院这样的地方就会迎来一些志愿者，他们与老人聊天，进行心理辅导。这些志愿者，都来自通过网络进行联系的组织南京义工联。南京义工联目前有1万多人注册，他们的义工活动，主要是为老人、残疾人等需要帮助的群体提供服务。

　　刘艳军说：“在南京市像义工联这样的社会组织还有不少，他们的组织、号召能力非常强。现在，我们街道和社区在组织一些义务活动时也愿意借助他们的力量，往往能事半功倍。”

　　记者了解到，社会组织通过承接政府一部分公共服务职能或者对政府工作拾遗补缺，在科技、教育、文化、扶贫、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保、法律服务等各领域大显身手，已成为政府职能之外的有力补充。

　　大胆创新管理，打破草根组织的发展瓶颈

　　走进成都市锦江区水井坊牵手互助中心1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只见一些残疾人正在耐心地学绣布艺。记者了解到，培训结束后，这些残疾人大多会被安置到由政府免费提供的社区迷你织补店里就业，每个月收入为600元至1000元。

　　见到记者，坐在轮椅上的互助中心创办者王秀华特别激动：“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在政府扶持下，我终于可以实现帮助更多残疾人的梦想，让他们通过培训拥有一技之长，找到生活出路。”

　　王秀华所说的政府支持，来自锦江区针对社会组织的一项制度创新。最近，该区成立了市民服务中心，在那里，一些公益性强的新办社会组织可以得到政府免费提供的活动场地，并接受专业化、全方位孵化培育。王秀华的水井坊牵手互助中心，就是其中一个。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促进社会组织发展，许多地方政府都针对实际问题，大胆尝试，推出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制度创新。

　　社会组织登记注册门槛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为此许多地方进行了改革探索。如南京市从2006年起对社会组织全面实施备案制，社会组织登记门槛大幅度降低，不需要注册资金和固定的活动场所，只要首先向社区申请，在区县或街道备案就可以了；成都市锦江区则探索“登记备案双轨制”，暂不符合审批登记条件的社会组织，只需在所在街道社区备案，即享有开展“合法”活动的身份，直到通过活动“孵化”成长到符合条件后再登记注册。

　　凡是实施备案制的地方，社会组织都数量大增。以南京为例，截至今年三季度末，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1238个，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2151个，社区的民间组织11071个(备案的10389个)，还有农村的专业经济协会278个。

　　资金、技术等缺乏，是阻碍社会组织发展的另一症结，为此一些地方主动想办法培育社会组织。

　　2010年3月，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启动了“社会组织孵化实验基地”项目，为初创期的社会组织提供免费办公场地、办公设施、小额补助、能力建设、组织架构、战略规划等服务，目前已有从事环保、助残、儿童服务的多家公益组织入驻，接受孵化服务；去年10月15日，“南京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在建邺区南苑街道挂牌成立，目前已经孵化出了南京爱心助学协会、南京莫愁湖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南京萤火虫助残社、南京允德乐龄老年管理服务中心等首批4家新社会组织。

　　一些地方针对社会组织资金缺乏问题，结合社会需要，通过购买服务为社会组织良性发展提供保障。

　　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成都市锦江区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金额已达2000万元，区级相关部门及街道实施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45项，涵盖了社会管理、社会事务、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就业保障等多个方面。

　　南京市鼓楼区近几年通过购买服务和资助补贴等方式，扶持了一批福利服务类社会组织。如近年来鼓楼区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工程，以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运作的方式探索养老新机制，免费为独居老人、困难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服务。

　　从幕后到台前，草根组织仍面临发展难题

　　记者在各地调研发现，许多地方的社会组织都呈现出越来越好的发展势头，其作用也越来越引起社会、政府的重视。但在社会组织从幕后走到台前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一些地方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认识上不去，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就跟不上，特别是政府购买服务这块很难启动。南京义工联负责人窦浩昱表示，不可否认，这些年我国的草根组织发展比较快，但与国外相比，我们肯定滞后很多。最主要的表现是，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还不够多、费用也比较少，这使得一些草根组织生存困难。

　　其次，一些地方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不到位。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赵军表示，据他了解，存在大量没有登记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可能是已经登记的10倍以上。这些没有登记的社会组织如果不纳入到政府的管理范围内，一个是其发展受到影响，另一个也很可能成为影响稳定的因素。对这部分社会组织怎么办？赵军认为国家应该出台相关办法，分类管理，如对社会发展需要的服务类的支持优先发展，介于营利与非营利之间的着重加强监管等。

　　第三，部分草根组织人员素质不高，专业人员难留。恩派研发主管马婧玮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学的是社工专业。她说，在中国香港、国外的一些地区，许多高中生都要修习社工，使许多人很早就了解这个行业，从而能吸引更多有兴趣、有爱心的人加入进来。而我国草根组织目前社会认可度尚不高，使得一些高素质人才望而却步。专业人才的匮乏，导致中国众多草根组织面临筹款能力弱、项目实施效率低等问题。

　　云南大学学者尹绍亭表示，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社会组织和政府应该是伙伴关系，后者应该珍惜社会组织作为民间力量的参与热情。对于目前社会组织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政府应该高度重视，从政策环境、宣传教育、经费支持等方面出台措施，大力支持，帮助其健康成长，使得他们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半月谈记者 叶建平 周伟 陈鹏 蔡玉高 蒋芳 詹奕嘉)

　　助力社会组织成长，政府做好“加减乘除”账

　　社会组织既是政府的助手和伙伴，也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润滑剂和缓冲器，还是社会建设中的一支生力军。那么，如何看待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未来前景如何？政府又将如何加大支持力度，与其共同推动社会建设？就此，半月谈记者专访了社会组织的对口管理与服务机构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

　　记者：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从民政部门掌握的情况看，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规模如何，呈现出什么新变化和新特征？

　　李勇：社会组织是当今世界除政府、企业之外的重要组织形式，具有非营利性、公益性和民间性等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稳步发展。截至2009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43.1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3.87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9.04万个，基金会1843个。与1988年相比，增长近100倍。此外，在各级民政部门备案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4万多个，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有20万多个。目前，全国社会组织有全职工作人员540万人，兼职工作人员500多万人，还有注册的各类志愿者2500多万人，基本形成了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门类齐全、层次不同、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发展体系。

　　从地方的改革探索看，广东、天津、重庆等省市积极探索实践政会分开，行业协会改革发展取得新突破；北京、上海、河北、浙江、深圳、大连等省市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建立政府资助制度，推动了互动合作新型政社关系的建立；顺应城乡基层社区建设形势，各地通过降低门槛、简化手续、登记或备案方式，明确法律地位，一大批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和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应运而生。

　　记者：新时期，随着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领域发挥了怎样的重要作用？

　　李勇：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组织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一是成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有益补充。社会组织通过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成为社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社会组织协助政府参与不少领域的社会管理工作，如公益慈善、公共服务、减贫济困、救灾防灾等。

　　二是成为沟通政府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社会组织广泛团结各方面的积极力量，凝聚各方面智慧与共识，引导群众、企业合理反映诉求和维护权益，起到了沟通政府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三是成为解决就业的重要渠道。社会组织提供了超过1000万个的专兼职工作岗位。去年以来，上海、广东等地社会组织举办招聘大学生就业专场会，吸引了大量大学生参加，为解决大学生就业困难作出了贡献，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此外，社会组织也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民间对外交往的重要平台。

　　记者：对于社会组织的发展，政府部门将如何加大支持力度？

　　李勇：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对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建议》提出，要“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作用，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要“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支持、引导其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十七届五中全会对社会组织的论述，指明了未来几年社会组织的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向。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将围绕培育扶持、依法管理、支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这个中心，加强社会组织管理与发展工作，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要提高思想认识，创造宽松的舆论氛围。当前，社会组织的兴起已成为社会发展趋势，要从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更新思想观念，在思想上接受社会组织，在政策上支持社会组织，在体制上吸纳社会组织，引导社会组织在党和政府希望、人民群众需要的领域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其次是要建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制度。要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坚持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实行政府主导与社会组织协同、公民参与相结合，鼓励社会组织依法参与社会建设和管理。政府要逐步将微观层面的事务性服务职能、部分行业管理职能、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职能、农村生产技术服务职能、社会慈善和社会公益等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抓紧建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和财政资金支持社会组织的制度。

　　此外，还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加快修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为社会组织提供完善的制度环境。要建立社会组织税收政策体系，进一步落实公益性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优惠政策，从税负政策上体现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扶持支持。要充实配套扶持政策，健全社会组织的财务制度、人事管理、职称评定、岗位培训、社会保险等政策。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推动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半月谈记者 何晏)

　　作者：半月谈 何晏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