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334位无偿遗体捐献者身后：墓园仅留名(图)

天津蓟县，元宝山庄陵园里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

每个名字都是一个墓碑。家属会在上面粘上小花。

　　【冰点特稿】：第334个名字

　　本报记者 从玉华 张国

　　一切都是按开诚老人生前的意愿进行的。

　　没有葬礼、没有挽联。最后的告别是在天津一家医院5平方米逼仄的太平间举行的。20多名亲友几乎背贴冰柜，前贴老人的遗体，一个紧挨一个，把白菊花轻轻放下，默默走上一圈。家属自带的录音机播放着一段轻柔的音乐。午后的阳光，照着老人清瘦的脸和红色的帽子。

　　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

　　数米之外，是车水马龙的大街，人们热腾腾的生活如常。

　　正如老人设想的一样，最终他去的不是墓地，而是门口停着的一辆略显破旧的白色金杯车。车开往天津医科大学。不用太久，他会变成一块块、一片片，甚至他的头发都会变成小切片，被放在医学院学生的显微镜下。这些初学医的后生们将从老人身上，认识第一根神经、第一根动脉。

　　2010年12月2日，78岁的开诚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他是天津市全年的第8位、有记录的第334位遗体捐献者。

　　在最美最安静的地方展示生命的意义

　　49岁的袁武记不清这是第二百多少次坐在这样的车里了。他用那双常年被药水浸泡得发白的手，把装有开诚老人的不锈钢箱子抬上车，然后坐在老人前面——那是他多年的固定位置。

　　这位做解剖工作30年的天津医科大学高级实验员，把每次接遗体捐献者都说成“请”。

　　有时候大半夜、年三十、年初一，他也要去“请”人。多年来，他几乎没怎么穿过颜色鲜亮的衣服。

　　车子徐徐开到医科大学解剖楼。在这栋终年弥漫着福尔马林味道的灰色老建筑里，刚刚落下人生幕布的遗体捐献者，将有最后一段特别的“生命之旅”。

　　他们的身体在解剖楼，关于他们生前情况的3页纸的记录在一路之隔的行政楼教务处，而真正纪念他们的地方在距离解剖楼和行政楼近100米的教学楼内。

　　3处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顶端是一间“生命意义展室”。

　　学校把最美的教学楼一楼尽头最安静的那间屋子，布置成了国内第一间纪念遗体捐献者的展室，并以“生命意义”命名。这里陈列着所有捐献者的遗书。

　　在这个“三角形”内，死亡不再是忌讳，生命的价值得到开敞。

　　遗体一旦进入解剖楼，身份将彻底消失，只有一个个编号。开诚老人就是最新的一个编号。无论来时盖着党旗，还是身穿最简陋的衣裳，无论年龄、信仰、民族，“所有人都一样”。

　　这段“旅程”是从袁武的手开始的。他会轻手轻脚，像“给活人脱衣服”一样，脱掉袜子、裤子、上衣。哪怕身体已经僵硬，他也不会使用剪刀。脱下的衣物放在一个专门的柜子里，等待集中焚毁。

　　“旅程”还会继续，经过一双双实验员的手、老师的手，最后遗体进入一间60多平方米的解剖教室。

　　解剖课有简短的开课仪式，所有的学生都被要求默哀30秒，向尸体鞠躬致敬。老师告诉学生，本学期，这具遗体就为同学们服务了，想要成为好大夫，就要像对待真正的病人一样对待尸体。任何操作失误，在临床上都可能导致真正的死亡。

　　毕业后留校任教的陆于宏还记得自己当学生时第一次切下手术刀的感受：没有恐惧，只有神圣感。

　　动手之前，一些外国留学生会按照各自的宗教仪式，为死者祷告。有人会专门带来白布裹着尸体，用手绢盖住死者的脸，尽管死者的脸部已经被学校用塑料布蒙住了。

　　刀接触身体时，有人会亲切地打声招呼：大爷，我们开始了！做到中途，需要把尸体反过来，他们会说：大爷，咱们翻个身！一间解剖室同时摆放3具尸体，3个小组同时做实验，有学生会略显骄傲地比较：看，我们的大爷身体又瘦又结实！

　　在初学解剖的学生眼里，他们最关心的是遗体的胖瘦——因为胖人脂肪多，找到大血管、神经、组织的难度要大些。

　　几乎没人觉得这些尸体是可怕的、冰冷的，有人会喝着牛奶吃着煎饼果子去上解剖课，有人则聚精会神，“恨不得整日趴到尸体上研究”，舍不得下课。

　　每次解剖课快结课时，即使再匆忙，学生们也会不厌其烦地一寸寸把皮肤覆盖好，让死者尽量看起来“完好如初”。而这并非课程的硬性要求。

　　考试前，有同学会在白天躺过尸体的解剖台边温书，累了就趴在尸体躺过的地方眯上一小会儿。陆于宏说，很多学生都有过这样的夜读。

　　最后一堂解剖课，所有人会向已残缺的遗体鞠躬感谢。

　　最近，解剖教研室主任李云生在《欧洲泌尿科学——铂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分量很重的论文，这篇论文他运用了20具尸体的原始资料。

　　他说，这些死者也是论文的作者，“他们的价值就像杂志的名称一样，‘铂金’，比黄金还珍贵。”

　　人生是什么？在这里可以有个解答

　　如果不是开诚老人生前固执地坚持，此刻他可能安眠在加拿大一处山清水秀的墓地。

　　在加拿大生活了9年的独子开效军，起初并不同意父亲的这种选择。他跟“一辈子都好脾气，从没发过火”的父亲，吵了无数次，最后尊重了父亲的选择。即使在父亲将被抬上金杯车的最后一刻，还有亲友问他：“就这样吗？”

　　“就这样吧！”这是开效军在父亲身边说的最后一句话。

　　遗体捐献者的亲人们从不理解到最后“松手”的心理煎熬，在医学院内得到了庄重的回应。对于躺在解剖台上的遗体，教师们称之为“无言的老师”，并会告诫学生，一定要给予他们神圣的仪式感。

　　多年前，天津医科大学发生过一起学生损坏尸体标本的情况。当时李云生和同事给涉及的100多名学生打了不及格的成绩。这是李云生从教多年来心里最大的一个“疙瘩”。

　　学校教务处原处长、现天津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金钟心里也有个“疙瘩”。他讲授的医学伦理课越来越难上了，台上讲白求恩、南丁格尔，同学们在下面不以为然：“老一套”，“很难感动他们”。

　　这位学哲学出身的教授想改革。一个周末，张金钟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戴着黑纱的悲伤的中年男人。他说母亲去世了，想捐献遗体，还带来了一封遗书。

　　读完这份遗书，张金钟都快哭了。

　　再上课时，他念了这位留下4部作品的诗人兼翻译家的遗书：

　　我死后谢绝一切吊唁，我的作品是我留下的丰碑，丈夫儿子姊妹务必节哀豁达，生劳死息，生寄死归！有能耐的人无它奇，只是比平常人看得透远而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古典文学是它的宝冕，诗词又是冕正中的斗大夜明珠，我后半生能致力于它的研究，且有美满家庭辅助，我一生已心满意足。

　　临了，将年轻时熟背的伏契克《绞刑架上的报告》的一段话为结束：“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坟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平的！”

　　很快，这封遗书在学生中间传开了。

　　张金钟事后回忆，“我们的很多理论非常伟大，道理非常深刻，但是课程非常苍白。我们太注重以理服人了，忽略了以情感人。这件事让我豁然开朗。”

　　张金钟翻了教务处保存的几十年来的所有遗书，越看越激动——“这是最好的教育！”

　　他找到解剖教研室主任李云生，商量建一个“医学伦理学教育基地”，设在解剖楼，让学生都来看看。

　　李云生痛快地答应了。多年前的那个“疙瘩”还在，他觉得这个提议“太有必要了”。

　　两个人没有层层汇报，“私下把这事定了”。2001年底，在解剖楼二楼的一间教室里，“医学伦理学教育基地”算是落成了。

　　房子破旧不堪，四周掉着墙皮，房子不大，围着走一圈刚刚50步，屋朝北，终年不见阳光。李云生还自费买了紫色的绒布窗帘挂上，在他眼里，“紫色最素雅、最庄重”。

　　所有的遗书都在那里展出。张金钟亲自选了一些典型的遗嘱做成展牌，有的病句他也尽量保留原样，因为“特别淳朴生动”。部分遗嘱译成了英文，他希望留学生、外国人也来看，“生命伦理没有国界”。

　　他又突然想到，上课时总讲学校创始人朱宪彝教授的“四献”：献出全部存款建立朱宪彝奖学金，献出全部藏书，献出自己居住的住宅楼，献出遗体供教学解剖。

　　为什么不把老校长“请”来？他托人去找，在一间实验室里，发现了朱宪彝的内脏标本。这件“镇校之宝”，被移来放在屋子的中央。

　　原本这个基地只向医学伦理课的学生开放，结果，全校的学生、医护人员都来看，甚至隔着几个街道的18名环卫工人、隔着黄河长江的南方兄弟院校的同行也来看。参观感言累计100多万字，其中不乏日文、阿拉伯文、韩文、法文等。

　　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杨叔子院士曾趴在玻璃罩前，扶着老花镜，细读这些遗嘱。离开时，他写下：人生是什么？在这里可以有个解答。

　　受展室影响，这所学校自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学生比率在天津是最高的。

　　后来，新生入校的第一课、毕业生离校的最后一课，以及本校的新员工和附属医院的新医生、新护士的岗前一课，都在这里上。

　　这个老楼有些不堪重负了。

　　2006年春天，基地移到了教学楼一楼的新址，并更名为“生命意义展室”。

　　搬家那天，因为担心年轻人毛手毛脚，张金钟亲自抱着老校长的脏器标本。学生们在一旁低语：“朱校长，咱们要搬家了，搬到一个更漂亮的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