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334位无偿遗体捐献者身后：墓园仅留名(图)

生命意义展室里陈列的遗书，有的工整，有的潦草。

创始校长的心脏等器官留在天津医科大学展出，教人“理解生命意义”。

　　这里值得全世界所有医学院效仿

　　新展室其实也不大，只有100多平方米，并没有容下全部334位遗体捐献者的信息，包括“开诚”这两个字。相反，这里很少提及捐献者具体的名字，除了遗书原件，展板上的遗书落款均是“匿名”。

　　展室很明亮，这里能迎来一天里的第一缕阳光。走上一圈，能认识很多有趣的人。

　　“我参军时才17岁，还是孩子，不懂得多少革命道理，是党教育我长大成人的，我本应做更多的工作以报答国家，但因为历史的原因，使我平庸地度过了后半生。现在唯一的补偿办法只有将遗体献给祖国。我当兵走时家里只留下一位年过花甲的妈妈。参军一去十多年不能在妈妈身边行孝，欠妈妈的太多了……我想只有将从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奉还给祖国母亲，也算是给妈妈一点儿补偿。”

　　还有不会写字的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的农民张凤龙。他的遗书是别人打印的，最后落款，他像画画一样照样子画出自己的名字，可他还是画错了，歪歪扭扭地写着：张风龙。这也是这间屋里最短的绝笔。

　　如果这个农民还活着，今年该是34岁。

　　还有人为了证明自身的“科研价值”，不厌其烦地说病史：五六岁，害眼疾，七八岁时，感染秃疮，八九岁时，得疟疾……

　　看这里的文字，常常忍俊不禁。一名书法家说，“死后仍要助人为乐”，如果自己的脏腑能够用于挽救别人，来个生死之交，“觉得也颇有诗意”。他希望自己不吸烟、不喝酒的好“五脏六腑”，正好能教育抽烟酗酒的“同志们和青年们”。

　　自称20多岁就开始有“头摇手颤”症状的一位老人，建议有兴趣的大夫取出自己的大脑研究一番，“以改变老年人的形象”。

　　当然，鸡毛蒜皮的小事在这里也是俯拾皆是，比如金戒指给谁，侄女结婚给多少钱……这些絮絮叨叨、形形色色的打算，在这死亡气息无法回避的房间里，留下了一点家长里短的私密与温度。

　　但有一点，这些人的选择都很“决绝”。有人在遗嘱上按下5处手印，以证明其强大效力。还有人交待：假如身体变得僵硬，那就苫上一条白布单子，不要勉强穿寿衣，以免损伤肌肤和骨骼，影响使用。

　　来到这里参观的人都会经历30秒的默哀仪式。有时，仪式在参观前举行，瞬间让吃着零食、喧闹的人群安静下来。有时，默哀会在结束参观后进行，“让人沉思30秒”。有中小学生来参观，讲解员会先讲，让叽叽喳喳的孩子们“渐入佳境”，然后中途在朱校长的内脏标本前默哀。

　　面对这位60年前创办了这所“新中国第一所医科大学”、担任校长达32年之久的老教授的心脏，有人会摸着罩子，有人会刻意离它很远，怕碰到了显得不敬，有人则会站立好久，最后鞠一躬。

　　朱宪彝生命最后一刻的故事在展室内常常被提及。当时，他感到不适，亲友同事都劝他住院治疗。他婉拒：“新楼病房的会议室、过道和各科门诊室都住满了病人，我是医学院院长，愧对患者，又怎能和他们争床位呢？”

　　1984年12月25日上午9时，朱宪彝心脏病猝发，倒在正在批阅的论文上，与世长辞，身后“四献”。

　　世界医学法学协会主席阿芒·卡米，原本只打算抽出几分钟去看看这个展室，结果，大半个小时也没出来。他说，这里“将医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为一体的想法是伟大的，值得全世界所有医学院效仿”。

　　卡米在门口的留言簿上写了一首诗。当别人以为他要离开的时候，他突然问：“我能念一遍吗？”接着，这位白发老人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诵道：“我来自远方，来到这个独特的地方。我来自远方，怀着对朱宪彝教授的崇敬——他像一盏灯，让他的民族看到伦理之光、人性之光。当我回到远方，我会把这灯的信号带给全世界的人。”

　　台湾学者师哲雄在留言簿上写下了8个字：“无语良师，感恩至深。”

　　一个尼泊尔的留学生写道：“我感受到精神的力量，看到了在这种力量引领下的中国强大的未来。”

　　一些社会参观者显然为了从众，随大流参观完就往外走，可他们会等到所有人都走完后，再悄悄折回来，独自趴在留言簿上书写。有的写满一页纸，有的只写下两个字：震撼！

　　中小学生参观者常常出来就嚷嚷“我也要把自己捐出去”。解说员会笑着说：“死是为了坚定地生。这个展室想告诉大家，请更加珍惜生命！”

　　平时，这里大门紧锁，参观需要提前预约。但就算只有一个人，学校也会安排开放。

　　一个阴沉的秋日下午，一位“脸色凄凉”的中年女人，一个人静静地在展室走了一圈。没有解说，没有任何仪式，只有白色的灯光洒满这间屋子。离开时，她低声说，这天是母亲的祭日，没有地方祭奠，只好来这里，尽管这里“没看到母亲的名字”。

　　两个柜子就隔着一场生与死

　　开诚老人被“请”进解剖楼后，一路之隔的教务处的工作人员趴在桌边，在密密麻麻的名单上寻找他的名字，然后在名字上画条线，旁边写下：已死亡。

　　当第334位捐献者从户籍上、档案里消失时，还有一份特殊的记录，永远保存在这间略显清冷的老旧的办公室里。

　　在这里，两个柜子就隔着一场生与死。一个柜子放着填好的遗体捐献申请表公证书，另一个柜子则专属死亡后已执行捐献者的申请表公证书。

　　12月2日下午，开诚老人从一个柜子去了另一个柜子。

　　翻看这些申请表，照片里人们的衣着从对襟袄、中山装换成了西装、衬衣、T恤衫，从黑白照变成了彩照。

　　早年的申请表已经发黄，裂痕斑驳。一些人自称“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为了

　　“破除封建迷信”，决定通过献出遗体“报答共产党的恩情”，为祖国医学事业“添砖加瓦”，遗体的处理，“一切听从国家的安排”。

　　在这些人的笔下，很容易找到当年教科书上常见的词语，比如“计划经济”、“‘四化’建设”等。“国家”和“人民”出现的频率更高。

　　到了90年代的申请表，人们的表达就随意和个性化多了。不再用“大词儿”表达对生死的理解：“身体不过是人在地球上居住的帐篷，随着生命而去”、“生死就是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人就像一支蜡烛，当它燃烧到芯灰脂竭的时候，自然就熄灭了。”

　　还有人在申请表里夹了一个封好的信封，写着“请勿提前开启”字样。不知它会在何时被打开，里面又是些什么。

　　旧的申请表格上曾有“单位意见”一栏，新申请表的这一栏取消了。最初，人们想捐掉自己为国家“添砖加瓦”，是需要单位介绍信的。

　　“家属意见”栏是申请表上30年一直没有变过的部分，也是饱含泪水分量最重的部分。

　　有的家属只会填上“同意”，也有人在狭小的意见栏里愿意多写几句，比如“我们一开始反对，经过了激烈的斗争……”

　　人们并不知道“同意”二字落笔时，那些“斗争”有多“激烈”。

　　多年来，一次次把人“请”回医学院的袁武目睹了太多刻骨铭心的分离场面。

　　2003年，退休法官赵建中病逝后，他的长女赵昭做了“一生中惟一不愿意做而又必须做的事”。

　　当女儿第一次知道父亲捐献遗体的打算，哭着拒绝执行这个残酷的决定。她问父亲：“你为什么偏要这样做，最后我们连你的骨灰都没有，我们到哪儿去给你扫墓，到哪儿去看你呢？”

　　但当父亲在这年的7月1日中午停止呼吸，赵昭立即通知了医科大学。校方提出，天气较热，为了保持遗体新鲜，两个小时之后就将接走遗体。而天津的风俗是举丧3天。

　　一个仓促的告别仪式在医院举行。父亲的遗体被抬上车的刹那，赵昭大喊：“等一下，请等一下！”她向正在扎鲜花的工作人员借了一把新剪刀，跪在父亲身前，剪下了一缕花白的头发。

　　“这缕头发有着父亲的血型，有着父亲的气息，代表着父亲的全部，我要给父亲买一块墓地，埋下这缕头发，让他钟爱的法官制服永远陪伴着他。”

　　天津市宝坻区的一位农民捐出遗体不久，他的家属被赶出了这个村子。他们被同村人怀疑“拿死人卖钱”，伤风败俗。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这么悲伤。陆于宏曾碰到一位正在申请捐赠的肝癌患者，由家属陪着。他说自己只有5个月的时间了，当看到旁人脸色沉重，他又用轻松的语气安慰大家：“我就快要来了。”

　　这334名捐献者，生前也许只在填表时到过这所学校，而当他们下一次进入校门，或许已是生命之门关闭的时候了。

　　您就说一声“呵，老赵走了”，利利索索的

　　12月2日这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当运送开诚老人的金杯车驶过立交桥，开往天津医科大学所在的气象台路时，65岁的下岗工人赵永华正蹬着他的自行车，在赶往养老院的路上。

　　8年来，他几乎风雨无阻地每天骑车近40公里，四处寻找可能会捐遗体的老人，连自行车都被偷了几十辆。

　　334位捐献者中，他“经手”了110人。有年轻时蹲过监狱最后希望以献尸“洗刷污点”的老人，还有身披红旗的老坦克手。他跟袁武常常相遇在那辆金杯车里。

　　在2002年3月31日，他和妻子同时办理遗体捐赠登记的那一天，他在自家30平方米的房门外钉上了一个大牌子，“天津市遗体捐献宣传帮办志愿小组”。他把家里电话印在纸上，到处散发“热线号码”。

　　他说自己不是“劝捐”，他从不主动跟人说捐遗体的事儿。他的工作方式是：每天带着面条，骑车去养老院看老人，一起聊天，煮面条吃，别人问他在忙啥，他才说捐角膜、捐遗体的事儿。

　　他常用地道的天津话说：“人最后眼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装棺材里，让虫子啃了吃了，不如送到医学院，让孩子们别练假的，练真的，多好！”

　　他比划取角膜的过程。医生会把一支白花放在死者身边，鞠躬默哀。然后，像“对活人做手术”一样，消毒（尽管这个动作实际上没必要），最后像“摘隐形眼镜一样”摘角膜，“瞧，人走了，光明留在了人间”。

　　老赵见人就爱笑，整日乐呵呵的。他跟养老院的老人们说，活着就图高兴，要发现好几天没见到我了，您就说一声“呵，老赵走了”，利利索索的。

　　以前拿着遗体捐献申请表去公证处办公证需要花200元钱，老赵觉得很不合理，死缠硬磨找民政、找司法，最后把这政策改了，200元免掉。

　　“我不是党员，谁也不代表谁，就代表我自己。”这是他的口头禅。

　　他的钱包里总装有一朵白花，随时准备别在胸前，为死者送行。2009年春节，他在一间有11具遗体的停尸房里，为一位捐献者守灵。

　　抬遗体上下车时，不足1.65米的老赵通常抬头部，“那是大儿子抬的位置，很重要”——这是他表达尊重的方式。

　　他的遗嘱写了3大张纸，最后一行写满了谢谢，放在“生命意义展室”，那是展室唯一一份主人还活着的遗嘱。

　　小学文化的老赵还被天津医科大学聘为“德育辅导员”，站在教授讲课的讲台上，讲“生命的意义”。

　　虽然经手110位捐献者，但他实际也不太清楚自己最后的路。就他的经验，他能预计到自己死后躺在医学院的解剖台上，时间越久，“颜色从最初的浅黄，变成深褐色”，他先指指自家的门框，再指指墙上前几年和老伴补照的婚纱照的相框，“就这色儿！”

　　他想好了，等那一天真的快来临时，他还会写一封遗书给孩子，那是一份不同于陈列在“生命意义展室”的遗嘱。

　　话是这样的，他一字一顿地说：“宝贝儿，你是大人了，懂事了，你爱吃鱼，我再不能给你买了，所以你得学会自己钓鱼去。”

　　最小的墓碑

　　开效军把父亲开诚送上医科大学的车后，呆呆地站在风里，手里还捏着没有烧完的纸钱。

　　风很大，开效军躲在避风的墙角烧纸，好几次才能点燃。告别太短太快了，他终于没能烧完一把纸。他说父亲搞经济工作，特别喜欢简单，复杂的事情“会让他不舒服”，所以尊重父亲的意愿，让他无牵无挂地捐出自己。

　　开效军留下了一张贴着加拿大枫叶的卡片，卡片上签着亲友怀念老人的话，中英文都有。他将把这张卡片和父亲生前的一顶帽子带回加拿大，那是这个家庭所能留下的全部的纪念了。

　　老校长朱宪彝一生有6个儿女，只有孙女朱宁代表全家参观过“生命意义展室”。学生化专业的孙女回家说，在爷爷的脏器标本前，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她也解剖过别人，“人都是一样的”。

　　朱宪彝的四儿子朱遂如今75岁了，每逢父亲的祭日和清明节，他就步行20多分钟，到天津医科大学南门口，和父亲的雕像，默默说上一会儿话，再围着种满月季花的花坛走一圈。

　　给家属一个“交代”，给他们一个祭奠的地方，这个念想始终压在张金钟胸口。直到2004年，由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市红十字会、元宝山庄陵园共同设立的遗体捐献者纪念园落成，他心里的石头才落地。

　　纪念建筑主体长25米、高5米，中心呈心形，刻着两个金色楷体大字：奉献。旁边延伸出两面大墙，墙上镌刻着每一位捐献者的名字。

　　至今上面有333个名字，开诚老人的名字还没来得及刻上。名字都是随机排的，夫妇二人的姓名，也不会专门刻在一起。

　　每一个名字就是一个墓碑。

　　可墓碑实在太小了，前去祭奠的家属，只能扎个小到不能再小的花圈，或者掐一朵花，用胶带粘在上面。

　　前方是一片桃园，春季桃花灿烂。后面是满坡的爬山虎，秋季一片红。墓地的山脚下养着成群的鹿和孔雀。每天，1000多只鸽子在墓园上空飞翔。

　　这里的每一个名字、每一块墓碑，隔3天就会被擦拭一遍。墓园并不寂静，每天都有音乐，陪伴亡灵的曲子，有《天长地久》、《回家》、《与昨日告别》，甚至是今年刚走红的《传奇》。

　　333个名字只占了两扇墙的很小一块，还有大片大片的留白。

　　袁武和李云生早商量好了，他们死后会把自己留在学生的解剖台上，成为编号，成为分不清彼此的那些小切片。解剖楼就是他们眼里最好的归宿——如果那栋老楼还在的话。

　　朱遂和女儿朱宁也早早表示，死后将捐献自己的遗体。在他们眼里，这样的行为实在很平常，“人死了不就是蛋白质分解嘛！”

　　他们相信，自己最后的归宿就在这个墓园里，一个名字而已。

　　不用多久，工人就会在黑色的花岗岩上刻上“开诚”二字。名字是金色的，刻下它只需要5分钟。那是第334个名字。